“‘重走西北角’弘扬的是范长江精神,但我们不能止于行走,还要在行走中发现和研究问题。”曾三次参与“重走中国西北角”活动的张威教授说。

2016年,四川大学开展“重走范长江之路”的教学实践,张威教授应邀参加,由此进入“范学”之门。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他发现20多年来范长江研究徘徊不前,有很多死角,觉得应当为打破这种僵局做些什么。

2017年,他组织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参与“成兰之路”田野考察,在行进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旧路与新路

尽管范长江在《成兰纪行》中描述了他的经行路线,但由于年代久远,岁月更迭,沿途一些地名、村名乃至行政区域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道路或变更,或消失,或淹没于新建水库之下,或隐藏于工厂之中。在历史变迁的迷雾下,自1980年代起纷至沓来的“中国西北角”的考察者们不明就里,多偏离了范长江当年的经行路线。

根据范长江《成兰纪行》路线图绘制的地图。彭海绘制

“重走西北角”的先锋们包括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蓝鸿文和他的弟子。1984年,蓝教授曾踏访过成兰路的若干地段,同年,他的弟子们亦先后展开了重走长江路的行动,但并未像蓝教授说的那样,是“沿着著名记者范长江30年代采访中国西北角的路线……开始了他们的万里采访行。”

事实上,先锋们在成兰之行的江油至平武路段上就出现了重大遗漏,而遗漏的路线恰恰是范长江当年特地从涪江西岸越到东岸去寻找红军踪迹的路线。

张威教授说,“有趣的是,不仅重走长江路的先锋人物出现了重大遗漏,几乎所有的后来者都重复了前人的错误。”他说,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实例包括:2007年,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的“重走西北角”活动,及2016年11月四川大学新闻学院的“重走成兰路”活动, 这两次活动均忽略了考察范长江成兰行中的穿越涪江东去之路线。

“这条被忽视的路线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明确地彰显出了范长江追踪红军的动机。”张威教授说。

2019年10月,张威教授应邀参加四川大学举办的“范长江研究论坛”,阐释了1935年7月范长江追寻红军的动机;
张威教授详细讲述了范长江1935年7-9月成兰之行的路线,区分出老路和新路。

研究范长江西北行,需遵循范长江的原本路线。范长江笔下的“江油”是过去的“老江油”,即今“武都”镇。今日之江油市区距“老江油”有30华里。有些旅行者不明就里,走的是向西延伸转而向北的新路九环线——经桂西、平通至平武县城。当地向导伍丕庆说,当年范长江一路向北,经武都镇、白石铺至平武县城,走的是乡间土路,不是现在的新建公路。

自1965年始,范长江经行的武都老路建起了一家特殊钢厂,行人不得入内,只能绕道而行,而绕行之路与范长江原来的路线相去甚远。

然而,沿新路行走的后来者,错过的不仅是涪江两岸的美景,也错过了能够佐证范长江追寻红军动机的重要信息。因为正是在白石铺,范长江改变了行程,越涪江东去。而涪江东岸曾是红四军大本营所在,也是徐向前“赤化全川”的一个缩影。

被忽略的“三角形”

自白石铺越过涪江东岸,可见猪头垭。北距猪头垭十多里地的则是大石堡。在地图上,白石铺、猪头垭和大石堡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个多年被人忽略的“三角形”,也是理解范长江行报道红军动机的关键所在。范长江为何“南辕北辙”、摆渡至涪江东岸,猪头垭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又缘何向大石堡进发?这似乎都是一团迷雾,需要到达现场才能找到答案。

范长江东渡涪江活动路线图

张威教授率领的师生考察组采访了当地老居民成泽余先生,获悉红军曾在猪头垭修筑碉堡和工事。当地的战壕遗迹,以及2017年发掘出的红四军撤退时埋下的枪支弹药也都证明了红军的存在,1935年春夏之交,这里曾是红军的活跃之地。

当年范长江过江后溯岸北行,他在《成兰纪行》中写道:“路尽在悬崖上,马不能行,步行亦须小心,愈走愈高,仅行15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在大石堡处,他描述“大石堡仅三五家居民,徐向前部占白石铺时,此间居民亦曾被召集开会,组织‘苏维埃’。据一壮年男子与记者谈伊曾任 ‘土地’,但不知所司何事,官职大小。记者再三研究,始知“土地”,乃‘土地委员’之略。”

张威教授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采访
历史照片:1935年,在川西的红四军之一部
2019年7月,张威教授率领两校一馆联合考察组在猪头垭调查。

据史料记载,当年江油县境内共建立了277个苏维埃政权。猪头垭、大石堡以及毗邻的重华,青林口等地均有苏维埃政权。重华的石刻宣传标语,青林口老房上保留的80多年的红军墨写口号,以及当地的“红军桥”等等,都体现出当时红四方面军细致深入的宣传。

1935年6月中下旬,为实现战略转移,红军全部撤离。离开大石堡的红军是最后一批。红军走后不到一个月,硝烟尚未散尽,范长江便日夜兼程追踪而来,可见其想了解红军的迫切心情。

松潘之谜

1935年,川甘交界的松潘古城,是国民党堵截红军的重要关口,也是范长江西北行中报道红军的重要转折点。松潘离红军所在的毛儿盖直线距离仅隔120华里,范长江于当年7月26日到达此地,仅逗留了两天就匆匆离去,绕路奔赴甘南。

有学者认为范长江这一行动与他所声称的“直入红军”相悖,故而怀疑其所说的“报道红军北上后中国的动向”是个“伪命题”。真相到底如何,张威教授和考察组一行决心通过田野考察和史料分析,解破这个谜团。

1935年7月,蒋介石正在川甘地区对红军进行大规模追剿。为抵达目的地兰州,范长江与军方某考察团同行。当时,国民党对红军防范甚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川西平原,已成为一座碉堡世界”,范长江到兰州要经过三四道防区,必须由军方护送才能通过战场,很难独立行动。

到达松潘仅两天,范长江便决定继续北上,绕道至岷县、夏河,再前往兰州。然而,查阅民国时期的甘肃地图,会发现当时从岷县往兰州有三条路线,除范长江选择的路线外,其它两条路线分别为:东线:岷县—渭源—临洮—兰州;中线:岷县—临洮—兰州。

2016年,张威教授一行五人跨越当年范长江翻过的雪山。

“这两条路线海拔低,生活相对富庶,汉、回民和睦杂居。”张威教授说,“范长江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选择海拔高、条件艰苦的藏民居住区路线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2019年7月,张威教授在诺尔盖草原上考察当年红军的踪迹。
2017年5月,张威教授向四川江油武都镇居民了解当地通往平武的老路线。

范长江在松潘逗留的两天中采访了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很可能后者向范长江透露了某些军事情报。考察组发现,在7月中旬国民党高层下发的《川甘边区“歼匪”计划大纲》中,蒋介石判断红军会从松潘草地突围,抵达夏洮流域。范长江选择由岷县至夏河这条远路,也许是希望在那里“撞见红军”。

不过,中共党内斗争、红军为过草地筹粮等原因致使中央红军推迟了到达岷洮一带的时间。1935年8月25日,当范长江到达夏河一带时,红军右路军刚刚到达班佑,比预计的时间延宕了半个多月,这就使范长江与红军失之交臂。

“范长江的旅行肩负着双重任务——了解西南西北的社会状况,以及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他只有继续前行,”张威教授说。

2019年7月,联合考察组在兰州访问了甘肃卓尼土司后人杨正先生。
哈达铺的红军纪念馆辟有范长江的一个展厅,以表彰他报道红军的功绩。
2019年7月,联合考察组在1935年红四军驻地青林口考察。

在成兰之路的数次考察使张威教授感触良多,“现场能够点燃很多东西,给你很多启发。不论采访还是研究,都要亲临第一线,去拿到最真切的材料。”他说,“坐在家里妙笔生花、东抄西抄,这样的研究没意思。”

听罢张威教授的讲解,“成兰之行”的迷雾渐渐消散。他说,“范长江的西北行中有很多谜团,研究和诠释这些谜团不仅有趣,也很有意义。我们要尽最大可能还原范长江的历史形象。”

2019年7月,张威教授采访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

 

记者| 余子珊
编辑| 黄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