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梦卿)2015年6月11日,尼泊尔记者Binod Bhattarai应邀来到汕大,向师生们介绍刚刚过去的尼泊尔大地震。6月下旬,汕大新闻学院院将派学生前往尼泊尔采访。

Binod曾担任伦敦《金融时报》记者,多年前曾在汕大新闻学院执教,这次重返汕大,他发现校园发生了很大变化。Binod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大量图片,向汕大师生介绍了刚刚过去的这场大地震对尼泊尔造成的危害和影响。

地震发生当天,已经离开《金融时报》记者岗位的Binod应邀重操旧业,拿起相机,走到街头进行采访。他的来自地震现场的第一手文字和图片报道,连续几天刊登在《金融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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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od 在尼泊尔地图上指出地震发生时的情况(黎琪欣/摄)

中国通信工人坚守岗位

Binod说,尼泊尔地震后,很多国家派出专机接回本国民众,如尼泊尔的邻国印度;但中国没有为地震增加航班数。最主要原因是在尼泊尔的中国人数量有限,当时机场紧张,无法承受太多航班。此外,在尼泊尔打工的印度人多是处于底层的劳工,地震后他们无法工作,难以生存;而在尼泊尔的中国工人则多是技术工人,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Binod采访到一名工人,他来自中国一家通信公司。他说:“我不想回去,因为尼泊尔需要我们,地震后保持通讯设施运行良好很重要。”

媒体报道片面

Binod说,在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尼泊尔政府被塑造成“贪污赈灾款”、“救援不力”、“只顾城市”等。他认为这样的报道并不公平。对尼泊尔政府震后行动,Binod的评价是“可以更好,已经尽力。”Binod说,地震当日是星期六,政府已经放假。震后三小时,政府便组织各部门领导,召开了震后紧急会议,讨论救灾方案,部署了救援队伍。
关于外界指责尼泊尔政府对城乡“区别对待”,Binod认为,尼泊尔是多山之国,很多乡村都在大山深处,各类交通工具很难到达。尼泊尔政府实力有限,只能先从受灾人数多的城市开始实施救援。

媒体要有操守

Binod说,地震发生后,很多媒体涌到尼泊尔。一些媒体只顾报道地震后的惨况,一点同情心也没有,有的记者甚至闯进医院,拿着话筒对正在救治的伤者进行采访,这样的行为被很多尼泊尔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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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od 在图书馆报告厅(黎琪欣/摄)

 

Binod:记录者身份助我走出地震阴影

地震发生后一小时,Binod在美国读大学的儿子打来电话,询问父母情况,Binod说他和妻子都平安逃出房子。此后,Binod读到《金融时报》一名编辑的邮件,并接受了“记录地震”这一任务。Binod带着手边唯一电子设备——智能手机,开始采集地震故事。他走遍了加德满都各个区域,记下了震后不同人群的遭遇与反应,各国志愿者的救援行动等。Binod播放了一张加德满都的卫星图,对比了震前震后当地3片大空地的人口密度。震前,空地呈绿色,稀疏散落着几个红点(房子);震后,空地迅速变成了一张快填满的棋盘,上面缀满各色的棋子——临时帐篷。震后的一个月,无论家里房屋是否损坏,多数人都选择住在空地上,因害怕余震降临。

近两个月后,回忆起425地震,Binod发现自己当时的决定十分明智。因为身负记录地震的任务,Binod下意识地与地震拉开了一定距离,虽是当事人,却同时担任了旁观者的角色。因忙着记录周遭的人物、地震的故事,Binod渐渐忘了自己在地震当时度过“人生最漫长、最恐怖的2分钟”。

Binod说,“记录者身份助我更快地走出地震阴影。”现在,他已经能以较轻松的口吻讲自己的地震故事,他的妻子还没有完全消除地震余悸。6月10日,Binod离开家来到中国汕头。当晚,他的妻子将床铺从二楼搬到一楼,她说:“我不敢一个人住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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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Binod与汕大同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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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记者在汕大讲述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