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清水秀中的"灾难思考"

六大焦点解构"灾难性报道"

 

      (2008-11-7 记者:谭古丽)几个月前走出断壁残垣的汶川震区,如今聚在山清水秀的汕头大学,他们的眼里心里仍装满着忧患。

  11月1日下午1点30分, "灾难研讨会"的重要议程之一–互动论坛在汕大学术交流中心准时召开。

  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中青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十六家著名媒体的近三十名记者围绕着"灾难性报道"这个话题展开激烈讨论。他们或分 享灾难报道中成功经验,或坦率自曝本家媒体在报道中的欠缺失误,或探讨自己在报道时的困惑……记者们从六大焦点阐释 "灾难性报道",并预测日后若再遇灾患,媒体的报道将呈现全新视角和不一样的思考维度。

 


(灾难性报道研讨会现场 赵燕娴/摄影)

先救人,还是先报道?

  一边是记者的人文情怀,一边则是职业的追求,苦于分身乏术,如何取舍?

大灾难面前,南方周末记者朱红军产生了极大困扰。在前线,作为一名记者到底是要恪守自己的新闻本分,选择去真实地记录新闻,还是在某些时刻应该做更加迫切的事情,比如说,救人。

  新闻价值固然是重要的,但赵亚辉用了一个鲜活的例子来提醒新闻同行必备的人文情怀:

"5.12"地震发生时,当时正在采访的一个摄影记者拍到了下午两点二十七分时的汶川–这可是拍到地震的第一张照片。可是时间不容许他迟疑,他没有跑到报社去发那张绝无仅有的照片,而是跑去救人了。等到他有时间来发这张本来极具新闻价值的照片已是发生地震后第九天了。

他最终没能因照成名,但在记者的人文情怀与新闻价值取向之间,他做出了一个更合乎人性的选择。

  会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婉莹院长客观理性地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救人还是报道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你估计到自己能够把人救下来,你就救人,自己救不了的话就只能选择报道。这是一个本能的问题。

 

真实的残缺,还是裁剪了的童话?

  出于稳定人心的善意,不少国内媒体在灾难报道时一般偏向于挖掘一些体现大仁大义的典型。而现实是残酷的–记者眼前不断出现一些非仁非义的事实。

  此时,记者们也在作良心的拷问:是选择真实的残缺,还原灾难中的社会事实,还是只给公众看那些"美丽的童话"呢?

  南方周末是新闻周报类的一枝独秀,新闻一直以独家、纵深为人称道。诸如《灾后北川残酷一面》等报道出来后,冷峻的报道风格打破了当时几乎是一边倒的舆论场。于是,有人提出"抗议":在那样一个时期里,媒体应该放下一切质疑来救人,你们的那么一种评价,有点不合时宜。

  "曲高和寡吗?"来自南方周末的朱红军的陈述引起在座深思。

  同为南方周末记者的李海鹏说到这个话题的时直言:"我看见什么就写什么,都写灾难中的一些实际情况。是不是我没有写救人、眼泪,解放军催人泪下的故事就等于没有人文关怀呢?"

现场来了一个身份很特殊的记者,郑褚。他来自话题的来源–北川,这位当年北川中学的毕业生,现在的《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对于并不完美的现实和记者们现场的困惑有同感却更复杂。"很多感性的报道、美化的报道,实际上,很多的不满、混乱都给遮蔽了。"

 

动态信息,还是反思性的报道?

  在灾难报道第一线,记者们更应该是迅速地去捕捉一些动态信息,还是反思性的深度报道呢?一份报纸应该用怎样的报道去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呢?

  对此,南方都市报陆晖有他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在日报的报道中,应该将常规的报道和特刊的报道区分开。日报应该从深度报道中加大包装。具体实践中,可以从一大部分记者中分离出一小拨来写反思性的报道,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不同的报道时期对新闻关注点有不同的需求"。 –中青报记者郑琳加上更为辩证的说法。

她提到,开始捕捉动态的小报道非常必要。而过了一段时期后,反思性的东西则更引人注目。以朱玉的《北川"最坚固小学"是怎样建成》为例,在那个时候 大家特别关注校舍问题的时候,她写到了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在地震中屹立不倒的故事,特别让人动容。而后期,章柯从环保与发展压力方面来阐释汶川地震的报道, 能够让人转换思维角度。

  在郑琳看来,到底是写动态信息还是写反思性的报道应相时而定。

 

"血,不能白流"–注重震后反思

  上午,钱钢主题报告会上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血,不能白流",警示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汶川地震都不应该雨过忘雷,要对地震过程中表现的方方面面进行反思。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章柯首发一枪–"不仅要第一时间进去做报道,更要做持续性报道。"震后几个月,依然关心汶川地震的他和一个地质专家还回到灾区探看震后情况。

  《南都周末》记者朱红军则直面媒体普遍情况–

  "对于灾区的报道,我们有暂时狂热的热情,但是缺乏持久跟进的耐力"。他说,对于地震报道,除了必要的跟进和追踪外,还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地对整个社会救援制度与制度背后反映出来的东西进行反思。

  中青报记者郑琳认同朱红军讲到的媒体存在的弱点:随着热点来,又随着热点去。她还提出,我们成系统的反思比较少。

  中青报记者包丽敏也高屋建瓴:不应仅代表自己的媒体来作总结,而应像美国的媒体在911事件后,统一作出个可供以后社会在面临类似灾难的时候参考和指引的报道总结。

 

写"灾难性报道",你做好准备了吗?

  "如果地震再来,怎么办?"主持人赵亚辉提出了这样的设问。

  在总体统筹方面,《南方都市报》记者南香红认为,合理调配报道人员非常必要。明确哪些人应该做动态新闻,哪些人应该去写深度报道。

  她提议,应该出一本刊物来总结,让此成为体系和模式,方便应对"灾难性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沈晨则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在突发事件前,应该要掌握更多的必要技术特别是新型设备来抢发新闻。他还建议在座的同学们多学各种技能,大学生应该一专多能以适应未来各种采访场景。

  "你还好意思向社里撒骄,好意思向全国人民撒骄?"–当某些前线记者打电话回总部求救时,新华社记者朱玉毫不留情地批评。她强烈抨击了素质不全面的记者,在灾难面前无所准备,以至于贻笑大方。

  其幽默的语言和当怒则怒的个人风格让会议气氛变得轻松起来,笑之余,让记者们对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问责:防震、救援体系缺陷何在

  汶川地震发生时,南方周末记者曹筠武就在现场。国家救援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发生地震时整个环境的混乱和慌张,给他留下沉重的印象。

  他说,当时的救援力量集中在都江堰那部分,而且显得很混乱。由于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地震的烈度分布,因此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往汶川扑,但是受灾损害最大的是在北川那边。

"一边是累死累活地去救人,而另一边则有空在等帐篷。"经济观察报的郑褚也直指救援中人员调配工作的弊病。

  学校师生的逃生能力也受到朱玉的质疑。在危难之间他们没有能力出逃,暴露出整个前期的防震体系过于松懈。

  这样的防震体系,这样的救援体系,不得不让我们质疑国人的危机意识。由此看来,赵亚辉的《即便千日无震 不可一日不防》将给震区的政府官员与市民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

 

编辑:邱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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