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苏娅

时间:2009年4月2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世界著名战地记者阿内特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记者在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记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战争充满戏剧性,再没有什么领域比报道战争更让我兴奋的了”、“看到生命消亡是很悲哀的,无论是敌人、平民还是无关的人”、“见证历史,记录现场的信息,让公众去判断”……50年来,彼特·阿内特(Peter Arnett)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走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80年代的阿富汗、90年代的伊拉克——用镜头和纸笔记述正在发生的战斗、流血与牺牲。“战争”和“新闻”两种高调的人类行为在阿内特心里积攒着满满一腔感悟、记忆与经验,却常常只逆转为一声轻叹:“越战结束后,我发现自己老了。”

  在50年职业生涯中,阿内特获奖无数,也饱尝争议,甚至被打上“叛徒”、“萨达姆的首席公关”而遭到谩骂乃至失业,但“不放弃新闻原则”始终是他的一种内心需要。

  2006年,70岁生日过后,阿内特从伊拉克来到中国,担任汕头大学的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教授。在阿内特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很多新的议题正在发生。”这是他选择中国、以教学的方式延续自己新闻事业认知起点的原因。

  3月25日,阿内特在中国传媒大学旁的“麦田书店”的小型讲座低调开讲。阿内特到来之前,等着听讲座的中国学生玩笑道:“真是那个彼特·阿内特吗?”阿内特出场,红光满面,大腹便便。然后,对着自己在越南战场上采访的幻灯片问:“大家能看出来那是我吗?我那时候还很瘦,头发也很多,很性感。”

 

  “正在做的事对国家对历史无比重要”

 

  出生于新西兰的阿内特,记者生涯开始于为新西兰的一家农业报纸工作,像大部分后来成为战地记者的人那样,“战地记者”并非一开始就是他规划好的职业道路,而是“被战争所选择”。1961 年5 月,100 名美国特种部队官兵进入越南南方,越战开始。次年春天,阿内特被当时效力的美联社派往越南,开始了长达5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

  “我的家庭一直支持我,而我效力的大媒体又一直支持战争报道,幸运的是,我一直没被干掉,连受伤也没有。”50年持续地关注战争,与偶然卷入一两次战争报道的经验大抵不同,在一个有一定时间长度的职业中,阿内特对战争本质、战争发动者和受害者有了更为清晰和完整的观察,“战争是一种高调的行为,涉及的利益很多,关于战争的报道必然遭致更多的批判,甚至被打上‘叛徒’的标签。”阿内特说。

  从1962年进入越南到1975年离开,13年中,阿内特为美联社发回3500篇报道,1966年获“普利策奖”。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来自越南的报道并不满意,因为那是美国媒体第一次对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发起挑战。“我们说,美国正在失去一场战争!”这让肯尼迪非常不爽。

  在阿内特的幻灯片上,他像一名战士那样穿着防弹衣与士兵们坐在卡车上,有时连防弹衣也不穿,有时同卫生兵一起抢救伤员,“我必须与美国官兵待在一起,而他们告诉我的都是关于战争很本质的东西。我亲眼看见了一切,把真相告诉公众。”作为战士,阿内特和同伴们被训练得无惧死亡,“心里有个信念——你正在做的事对国家对历史无比重要”。

 

  “只能感激自己没有成为死去的一方”

 

  要“表现得像个战士,竭尽全力活命,千万别逞英雄”,阿内特总提醒自己要机敏而警醒,积极求生。也有过绝望,当他看着两颗大约250磅的炸弹从飞机上抛下来,以为那就是自己的最后时刻,但第一颗在距离他藏身的地洞100米的地方爆炸,另一颗距离他只有20米,但没有爆炸。还有一次,阿内特登上了一架装载着尸体袋的飞机,袋子里有100具士兵的尸体,“我是唯一活着的乘客,当飞机急剧倾斜下降的时候,袋子里面渗出来的黏稠的血水,淹没了我的脚踝。”阿内特说。

  “看着生命消失是同样悲哀的,无论是敌人、平民还是无关的人。而我只能感激自己没有成为死去的一方。”阿内特的语气没有任何起伏。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1968年某天清早,美国军队向越南发起大规模战斗,同时攻打40座城市。在阿内特记忆中,那次战斗死伤无数,5万美国人死于那个清晨。是一张发自越南的图片彻底改变了政府对于发动越战的态度。阿内特把幻灯快速翻进,定格于他的同事拍到的特写——一名美国军官,面对镜头杀死越共嫌疑犯的场景。镜头仿佛逼视的眼睛,“如此冷血的画面,迫使美国政府决定终止战争。”阿内特对“一张照片就能改变历史”深信不疑。

  同样是关于那个清晨的记录——一群奔跑逃命的孩子在大火中绝望呼号,最前面的小女孩,赤裸着身体,后背着了火。阿内特回忆,“我的同事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让这个小女孩穿上。战争结束后,他把那个小女孩送去加拿大治疗。”在那一刻,国家立场其实是退席的,这是以后重新审视之后,得出的体会,而在当时,“活命和采写关于战争的故事”成为阿内特时刻不忘的任务。

 

  “本·拉丹是唯一带枪的受访者”

 

  1997年,阿内特和同事在伦敦与本·拉丹的代表碰面,取得了对本·拉丹的采访许可。作为CNN的国际新闻记者,阿内特曾经多次到过阿富汗,报道过阿富汗与苏联战争中的双方以及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的崛起。事实上,本·拉丹熟知CNN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报道和阿内特在其中的角色,作为第一位采访本·拉丹的记者,阿内特再度成为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阿内特翻着一幅一幅照片回忆:当时,他们驱车穿过凯博通道来到本·拉丹的藏身之地——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托拉博拉山区。先是在一个蚊蝇飞舞的小旅店里等了6天,本·拉丹的手下用了6天时间确认阿内特和摄制组的身份。

  采访当天,他们被蒙上眼睛,乘着车绕了很久之后,被带到本·拉丹藏匿的小山洞。采访时不能戴表、皮带,甚至不能带笔,阿内特和同伴的身上被装上了光反射装置,不管走到哪儿,都尽在掌握。

  等了很久,本·拉丹用AK47步枪推开了门,采访过程中,他始终怀抱着AK47,“是我采访过的人中,唯一携带枪支的,象征着他的暴力。”阿内特说,“冷酷”是本·拉丹留给他的印象,“他一直在谈论死亡、危险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危险”,但在本·拉丹冷酷的外表之下,阿内特感到他有仇恨和愤怒的火焰被克制着,“他其实很有礼貌。”

  这是一次让阿内特声名骤增的采访,受到全世界媒体的注目,却不是阿内特心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采访。抛开记者的职业要求,阿内特说他其实更在意对阿拉法特的采访,20年间,阿内特采访过阿拉法特四次,“阿拉法特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阿内特爽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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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有责任告诉政府正在发生什么”

  《第一财经日报》:你职业背后的哲学是什么?

   阿内特:见证历史,记录现场的信息,让公众去判断。

  《第一财经日报》:对中国记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去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哲学?

  阿内特: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不同,美国政府经常被媒体与公众挑战,但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的议题正在发生之中,有些议题是政府不曾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有责任告诉政府正在发生什么。事实上,中国政府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记者在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记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教授中国的学生学习新闻?他们给你怎样的印象?

   阿内特:我只能教孩子们一些基本的理念和技巧,比如准确的信息是新闻的关键;本地新闻对于公众利益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国际新闻,从事任何领域的新闻报道都能获得事业成就感等。我的学生接受能力很快,勤于思考,经常在网上交流,我注意到一点,中国学生的写作基本功很不错,语言组织能力很强,他们学新闻写作时比美国学生似乎更容易上手,可能得益于早年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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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专访阿内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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