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时报》供稿

来源:《东莞时报》——数字报纸2009年3月9日 

作者为《东莞时报》记者、我院毕业生曹飞跃

 

 

彼得·阿内特战地报道半世纪

阿内特教授做客报业名家讲坛,寄语中国同行“相信自己,相信新闻”

《东莞时报》记者 陈帆摄

 

阿内特教授采访萨达姆·侯赛因

 

阿内特教授和卡斯特罗在一起

 

    3月6日上午,我们见识了美国同行的风采。东莞日报社社长陆世强说:“你是第一个做客报业名家讲坛的外国人!”而他则以爽朗的笑声和将近半个世纪的战地报道经验回馈中国同行。彼得·阿内特,一个备受瞩目同时备受争议的战地记者,在退下火线之后,对我们说:“相信自己,相信新闻。”

    “下次能把这照片换掉吗?我有更帅的。”彼得·阿内特指着宣传册的封面照片,对坐在前排的安替(赵静)说。照片上,戴着大墨镜、抿着嘴的阿内特领着一群稚气未脱的学生,从美联社驻越南河内分社的大门迈出来,派头十足,就像是香港警匪片中的黑帮老大。

  不过,此刻他没有戴墨镜。在汕头和广州白云机场之间被耽误了7个小时之后,略显疲惫的他终于坐上了前往东莞的车。3月5日,深夜11点半,旁边的一辆卡车在雷雨中似乎出现了故障,发出一声急促的声响。

  当大家都扭头去看时,阿内特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只是中了一枪而已!”

  第二天上午,这个享誉全球的美国战地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做客报业名家讲坛,面对比他年轻半个世纪的中国同行,娓娓而谈——关于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两次海湾战争,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菲德尔·卡斯特罗、贝·布托以及长得比自己帅的查理·卓别林,关于他备受争议的战地报道45年。

 

游进美联社

 

  1960年,阿内特17岁,“早恋”,违反校规被开除,混进哥哥所在的当地小报纸做实习生,继而混进美联社驻老挝分站做兼职记者。

  1960年8月,老挝将军Kong Lee在万象发动政变,军方封锁所有对外通讯渠道。阿内特把新闻稿塞进塑料桶,用牙齿咬着游过老挝和泰国之间的国境河上千米宽的湄公河。凭借这一次出色的独立报道,第二年,他“游”进了美联社,成为专职记者。

  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次年春天,美联社主管唐·郝斯对阿内特说,“彼得,你自认为是个难对付的人,对吧?那好,我们现在派你到越南去!”

  从此,一名战地记者长达45年的传奇旅程开始了。

 

越战报道13年

 

  “如果你听到一声不是从我方部队传来的枪响,千万不要站起来寻找枪声来源,否则第2枪可能就打中你;如遇袭击,脸朝下,靠腹部爬行;不要和排头兵走在一起,不要靠近播音员和医疗人员;尽量贴着指挥官,他的位置最为安全,也有助于获得信息……总之,活命要紧,千万别逞英雄。”——美联社驻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分社社长马尔科姆·布朗在他的《游击战报道的要点》中罗列的指引,无疑对年仅19岁的阿内特助益匪浅。

  除了布朗,阿内特在越南的同伴还有摄影记者霍斯特·法斯,合众国际社的尼尔·谢汉、《时代》杂志的斯坦利·卡努,以及日后被称为“美国记者之父”的《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这五个人都获得过普利策奖。1966年,阿内特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奖。

  1963年10月5日,阿内特接到报料电话,称中午在中心市场会有一场学生示威游行。到了现场,他看到一名年轻和尚从出租车上走下来,迅速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然后以静坐的姿势点火自焚。

  阿内特拍下了那残酷的瞬间。第二日,照片发表之后,美国朝野震惊,针对阿内特的质疑和批评如潮水般涌来:“你为什么不去救人?而只是冷血地拍照!”

  “我是一个记者,不是消防员或者拯救别人于苦难的守护天使。这名僧人的死并非意外,而是美国控制下的南越政府的政治产物。我,作为一个记者,不应该直接干预历史进程。”阿内特这样回应。

  随着战争恶化,美国政府批准通过政变推翻时任南越总统吴庭艳的统治,以军事集团取代之。阿内特的报道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1962年到1975年西贡失守,阿内特为美联社发回了3000多篇报道。出人意料的是,常被界定为美国政府的死对头阿内特自称,“99%的越战报道都是正面的,只有1%是批评性的,但是,即使是1%,也足以改变美国政府的政策。”

 

“绅士”萨达姆

 

  “你打算使用生化武器吗?”

  “不,我想不会。除非我被逼入角落。”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1年2月17日,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此前10天,作为全球唯一一家电视直播战事的西方媒体,阿内特和他所在的CNN被邀请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进行专访。

  “他看起来很整洁,穿着一件大方的蓝色哔叽西装,衬着一条花领带,整洁的胡须、浓密的头发,装扮无可挑剔。他让我想起了好莱坞老电影里的拉丁情人。”这是萨达姆给阿内特的第一印象。

  “你可以问任何你想问的问题,先生。”萨达姆显得很有绅士风度,还亲自拉着他的手臂坐下。

  阿内特对其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专访,其中包括“是否打算使用生化武器”的追问。CNN对此进行了循环播放,全球轰动,在美国,阿内特再次引发巨大争议。CNN收到34位众议员的联名指控信,说他的报道“给了这个精神错乱的独裁者一个传声筒,让他得以对100个国家大放厥词”。

  除了“叛国”的指责,更多的批评毫无道理。一个叫John Maddry的专栏作家写道,在巴格达的某次播报期间,有观众看到他头上长出了绿色的角;有一个老妇人撰文称,她家的所有植物在他播报后一夜之间死光了,等等。

  但是,阿内特本人却认为这个采访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事实上,美国政府对此很满意。此前由于惧怕伊拉克可能采用生化武器,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政治态度保守,但在采访中,我使萨达姆当着全世界作了一个承诺,那就是他将不会轻易使用生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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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可不愿再受争议”

阿内特教授在为《东莞时报》的同行们做演讲

 

    等我喝口咖啡,你再问第一个问题,”阿内特说。十分钟后,咖啡上来了,他的话头掐不断。一个小时后,他再喝了一口咖啡,顿了顿说,“对了,你可以问第一个 问题了”。记者正要发问,他说,“再补充一点东西”——于是再说半个小时。到记者得以问第一个问题时,那第一个问题正好变成了最后一个问题——午饭时间到 了。

   半个小时后,他在一家客家餐厅咬着莲藕肉丸,说:“噢,我已经老了,”然后立刻说:“不,我只是开个玩笑,哈哈哈!”

  因此,记者只能把对他的访谈当成一整篇文章,如下:  

  在我看来,新闻就是新闻,信息就是信息,没有正面和负面之分。作为一名记者,你的本分就是要找出事件背后的真相。

  但是,真相有正面和负面之分。前者是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提升,而后者则是当事人不想让公众知道的真相。

  不论怎么,一个记者永远不能使用不真实的信息当作真相,永远不能接受一个不真实的真相。如果你不能证实某一个信息,你必须在文章中表明你不能证明。这是新闻操作的基本原则。

 

  “将军是个笨蛋”

 

   在一个信息受限的新闻环境里,比如说在战时,随军记者必须遵守军方制定的规定,例如你不能进入特定的区域,不能拍照等等。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些是被 媒体所接受的。经常出现的一个情景是,某一个士兵把你拉到一边,说“这将军是个笨蛋”,但“你不能引用我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引用。然而,在军队之 外,比如你在巴格达,你可以引用任何伊拉克人民的话;或者回到了国内,一个士兵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对战争很失望”,你则可以引用。

  你不能使用个人意见。比如说你去伊拉克,你觉得美国正在失去胜利,但是除了你,还有谁这样认为?说不定你去军队里问一下,大家都认为美国正在赢取胜利。因此,即使在受限制的情况下,也要排除你的个人意见。

  在大多数情况下,随军报道只是例行报道,是宣传性的,因为军方并不会允许你做任何批评性报道,他们控制信息的流动。如果你违反规定,你就必须离开。你不受惩罚,你只是不能随军报道了。

 

 中国的“发展中”

 

    但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讨论是,如果你看到了一个违反报道规定的故事,那么,你可以交给后方的编辑和机构,让他们决定。如果机构认为这个故事比遵守规定更重要,他们就可以发表出来。美军士兵虐囚事件就是这样。

  每一个国家都有控制和管理信息的规定和做法。比如说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摩洛哥,他们从来不曾改变过他们的媒体规定。在埃及,年轻人知道当他们进入媒体的时候,自己的余生会是怎么样的。那些规定是刻在石头上的,不可变更的。

   但是,中国不是如此。中国的媒体生态是不断在进化的。因为,经济上,中国将来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政治上,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与 日俱增。社会上,中国拥有日益增长的高水平受教育人群,他们对信息有着巨大的需求,从网络、卫星电视、海外等渠道获得信息。中国的“发展中”是独一无二 的,像埃及这些国家,虽然说也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根本没有在发展。对于中国正在扮演的世界角色而言,控制信息已经落后过时了。中国的媒体必须生长繁 荣,必须得到尊重,就如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世界的尊重一样。

 

记者不是要攻击当局

 

  年轻一代的记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将更多负面的真相容纳到报道中。许多年前,你不能说长江正在被污染,现在你可以说了,因此,基本点就在于将更多的负面真相转移到可以被接受的区间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区间总是在变化的。比如说,你们报纸曾经派记者报道拍摄汶川大地震,即使有一些照片你们现在不可以发表,但是将来总是可以的,因为那些是历史的记录,而你拥有了那些记录。你只需要等到那个转折点。

   公众对真实的信息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出自理解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考虑,比如说,为什么物价这么高,为什么污染发生在他们身边,为什么命运如此降 临在他们的邻居身上。媒体就是知识的交通工具,把真实的信息带给他们。信息越充足,他们才能越满足,即使那些信息被认为是负面的。在美国,媒体如此频繁地 讨论金融危机,而这些报道就会动员公众去解决问题。

  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媒体越是发达,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也 会随之增长。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不要气馁,寻找真相去。你的使命和职业生涯,就是把更多的不被接受的真相带到你的报道中,以帮助公众。你的工作不是为了 批评政府,不是诋毁或者损害政府政策和官员,你的工作是向公众解释事情的进程,而非攻击当局。根本不是。

  在中国,事情的变化是月甚至日来计算的,这给了我希望,即年轻的记者会有好的前途,即使充满挑战和挫折。这就是我尝试教给他们的个人理论。

 

  我是爱国者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是要诋毁政策,我是要帮助改进它。比如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我做了很多现场直播报道,战后,我们在华盛顿,美国空军首长告诉我,他 说,彼得,你在巴格达报道的两三个月里,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把你搞掂,我说,对,你可以随时轰炸我。他说,不,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天气预报员是来自CNN 驻巴格达的记者。因为每天你报道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你身后的天空,晴朗还是多云,一目了然。那时候收集天气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派驻侦察机到战地上空,拍 照以做战事评估,但那样会消耗两个小时一来一回。而我每半个小时出来一趟,直播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军方的人可能说,好了,那今天就去轰炸吧。他说,如果我们通告这个消息,伊拉克人立即就会逮住你,砍下你的头。你看,多么有趣,我在帮美国军队做是否轰炸的决定。因此,军方毫无疑问是很乐享其成的。

   当我拍摄下受轰炸的城市惨况时,很多批评说,你拍摄的场景会让人认为,我们美国人整天扔炸弹,毁坏城市。呃,你认为战争是什么?炸弹是干什么用的?如果 你投下1万枚炸弹,你当然会造成很多人员伤亡。也会有军方的人说,当他们看到我拍摄的受轰炸地区时候,他们可能会说,哦,原来轰炸地还不够成功,下次要炸得更准一些。哈哈哈哈。

  另外一方面,对于伊拉克人来说,他们借助报道认识到轰炸导致平民伤亡,因此他们也会 知道美军的轰炸行动并不干净,并不仅仅针对军事目标。另外,公众也受益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切——还有什么比看直播的战争更让人刺激呢?他们能看到飞机扔下炸弹,还能看到炸弹在地上爆炸的情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出精彩的戏。因此,我的报道对各方都有用。信息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最基本的价值应该是面向公众的。公众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你的存在源于公众需要知道真相,不管他们想知道的是来自社会之树的哪一个分支。这是民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理解记者存在于社群领袖和公众的中间,无论这个领袖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的方面。记者报道领袖的决定、政策等等,将之公之于众,然后采访公 众的意见。这是相互的过程。信息的自由流动,记者的职责就是从双方攫取信息。媒体是沟通者。所有的共识都建立在准确而真实的信息上。一个奶粉有毒但缺乏报 道的社会会面临崩盘的危险,这是一个例子。

 

   最高的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名记者,你必须相信自己的作为对于国家和社会是很重要的,就像一个医生,相信国民的健康是无比重要的,远远重要于挣钱。挣钱是很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在我的一生中,我将此看成是最高的原则,即沟通两个社群,即使是在战时,即使双方是敌人,比如在伊拉克,如果当时萨达姆说我累了, 想停止战争了,那怎么办?总需要有人来听他的意见。我说的不仅仅是在战时,对于日常报道,这个原则同样适用。

   我从未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一篇报道感到遗憾或者后悔。任何一篇报道都是基于我认为是准确的信息基础上。人们批评我挑战政府,但实际上,我一直和他们在一 起,他们乐意我去报道,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个诚实的记者。当我在伊拉克报道萨达姆的时候,我并不是在支持他,我只想寻找到真相。这么多年来,美国政府 的确不喜欢我,但是他们知道我代表了一个理想的媒体角色,即把真相带给公众。

  我已经不再是一名记者,但是我的战地报道生涯可以回溯至45年前,我不能跳过那段职业生涯,我仍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现在我在中国,我可不愿意再次受争议,呵呵。这也是我为什么很谨慎地表达关于媒体的看法,因为我也是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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