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借鑒外國誹謗法的思考
 
 
  1964年美國的警官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在美國確立了公眾官員(public officials)起訴媒體誹謗,必須証明媒體具有“實際惡意”(actual malice)的原則[1],后來這個原則又被延伸到“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s,又譯公共人物)。這個在美國被稱為“裡程碑”的案例,在我國業界已經廣為人知,並且不乏有“引進”我國媒介名譽權案件的提議[2] 。但是同為普通法系國家,英國卻拒絕沙利文原則,而隨著表達自由廣受重視,那裡的誹謗法也有所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雷諾茲案,是英國誹謗法的一個重要案例,此案確認,如果涉訟新聞內容涉及公共利益,而媒體的表現又符合負責任的新聞業(responsible journalism),那麼即使出現錯誤也可以免除責任[3],這被稱為“雷諾茲特權”(Reynolds Qualified Privilege)。

 

  雷諾茲案及其原則

  1994年11月17日,愛爾蘭總理艾伯特?雷諾茲 (Albert Reynolds)在議會下院宣布辭職。11月20日星期天,《星期日泰晤士報》英國版和愛爾蘭版都刊登了這個事件的長篇調查性報道。英國版題為《再見了,放高利貸的人》,佔據了大約整版篇幅。愛爾蘭版題為《為何一個撒謊的人難以証明其作為愛爾蘭和平締造者的重要性》,長達三個版。這兩篇報道雖然都對雷諾茲持批評立場,但愛爾蘭版詳細報道了全過程,而英國版則略去了一些重要內容,特別是沒有報道雷諾茲在下院的辯護聲明,雷諾茲對英國版的報道極為不滿,對泰晤士報公司及文章作者、編輯提起誹謗訴訟。

  此案於1996年11月初審,被告提出的一個抗辯理由為,本文屬於政治性報道,與公共利益有關,應該享有“受約制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4]保護。法庭裁定政治性報道不屬於特權保護范圍,但鑒於作者和編輯沒有惡意,判令被告賠償原告一便士。原告和被告均提起上訴。但是上訴法院的二審(1998)和上議院[5] 的終審(1999),都維持了一審判決。

  雖然上訴法院和上議院的判決與初審判決一樣,都是判媒體敗訴,但是大法官們在判詞中提出一些重要原則,使得按照傳統普通法在誹謗案中很難勝訴的媒體大受鼓舞。法庭判決肯定媒體在民主社會的重要地位和功能,肯定涉及公共利益、受到公眾關注的新聞和言論應當受到特別保護。

  上議院大法官李啟新[6]在引用《歐洲人權公約》和歐洲人權法院判例、英國1998年《人權法》等文件中有關表達自由的規定后發表了一些重要觀點,他指出:

  “法庭應當格外重視表達自由的重要性。媒體履行‘警報’和‘監視’的重要功能,對於媒體報道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公眾是否有權知曉,特別是當報道涉及政治領域時,應當慎重對待。解決任何疑難應當有利於出版。”

  他解釋說,在很多情況下,基於某種特殊利益,誠實地發表一些言論,即使這些言論不能被証明是真實的,但其發表的重要性高於名譽保護,普通法可以予以特權保護。這種特權有的是“絕對特權”(absolute privilege ),例如法官、律師、証人在法庭上的言論﹔但在通常情況下,主要是“受約制特權”。雖然他不贊成把政治性報道列為一項新的受約制特權,但是他在列舉了以往誹謗案判決 “受約制特權” 保護的一些情況后指出:當一個人基於某種利益,或者職責、法律、社會甚至道義的需要發表意見,比如這種發表關乎公眾利益,發表時的表現又是負責的,就可以得到“受約制特權”保護。這自然也適用於新聞報道。

  那麼怎樣衡量新聞報道是負責任的呢?李啟新提出,法庭可以考慮以下一些因素:1.對當事人(誹謗案件的原告)指責的嚴重程度﹔2.有關事項受到公眾關注程度﹔3. 消息來源是否可靠﹔4.發表前是否作過核實﹔5. 有關事項所處狀態,例如是否正處於當局調查中﹔6. 發表的迫切性﹔7. 有沒有請當事人回應﹔8.有沒有報道當事人的意見﹔9. 行文的格調﹔10. 報道發表的現實環境和時機。李啟新說,上述十點並非全部衡量標准,可視情況的變化而變化。

  法庭認為,本案的愛爾蘭總理下台新聞無疑與公共利益有關,公眾有權知悉,但是衡量《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的全部情況存在缺陷:愛爾蘭新聞官員曾告訴記者,雷諾茲要講的話,都會在下議院交待,他會回擊所有對他的攻擊。愛爾蘭版的報道寫了這些內容,而英國版的報道卻隻字不提,這樣的報道既不公正,也不准確,會對英國讀者產生誤導,所以不能免責,不過隻需象征性賠償。

  雷諾茲案的影響

  雷諾茲案把受制約特權推廣到與公共利益相關的新聞報道,比起傳統誹謗法一味要求被告媒體承擔嚴格責任來,是一個很大的放寬。本案成為英國侵權法中的重要判例,英國本世紀出版的主要媒介法著作都詳細介紹此案,有些英國學者作出這樣的歸納:

  這些案例建立了一個原則,即涉及公眾“有權獲知”的出版,即使后來証明有錯,仍有可能受到特權保護,除非這種出版被証明含有惡意。隻要不懷惡意,報章在報道讀者極為關注的公眾領域的信息時,隻要進行了合理的審查,即使不透露消息來源,亦不會因此失去特權保護。受特權保護的兩個前提是:一是報章有發表那些重要而可信的消息的責任,處理也是公平的﹔二是公眾接受這些消息的興趣也是合理的,如果滿足上述兩個條件,即使不能証明真偽,也仍然可以受到雷諾茲特權保護。[7]

  他們還說,雷諾茲案審慎地推動了誹謗法向過錯責任侵權方向發展,現在問題集中在編輯和記者的“過錯”,即是否專業和負責。[8]

  近年來,有若干媒體被控誹謗的案件採用“雷諾茲特權”進行抗辯,有的獲得了成功。例有2002年某公司總裁伯尼克訴記者瑪麗斯案,記者報道這位總裁被解雇一事時,與公司卷入一起合約糾紛攪在一起,令人聯想到他可能是因為簽約不當而遭撤職,其實總裁曾表示,他是主動辭職,為了取得較佳賠償而選擇公司解雇方式。但記者忽略了這一點。案件上訴到英國樞密院,樞密院認為報道符合公共利益,原告對事件的主要看法媒體亦有報道,平衡各項因素,受約制特權成立[9]。

  但是由於對李啟新的十條存在機械理解,有的法官要求媒體在抗辯時完全滿足這十條,媒體抗辯成功率很低。2006年10月,英國上議院對沙特阿拉伯商人賈米爾訴《華爾街日報》誹謗案作出終審判決,糾正了初審和上訴時媒體兩次敗訴的局面。媒體以雷諾茲特權進行抗辯,五位大法官一致認為,涉訟新聞內容與公共利益有關,手法也是負責任的,裁定接納媒體抗辯。大法官還申明雷諾茲特權的目的就是在於糾正誹謗法長久以來不利於傳媒的弊端,強調在衡量媒體是否負責任時,不能機械套用十條要求,要從實際出發,更加具有彈性。[10]這被認為是雷諾茲特權的新發展。

  英國為什麼拒絕沙利文原則

  在雷諾茲案中,被告律師曾向法庭建議借鑒美國沙利文案原則,在英國誹謗法中也建立起公眾人物起訴誹謗必須証明媒體具有實際惡意這樣的制度,但是未獲採納。法庭指出,早在1991年最高法院關於誹謗案件的一個報告中就對公眾人物抗辯表示了反對立場。在雷諾茲案判決中,大法官們主要表達了兩方面的理由。

  第一,同歐洲人權法院關於表達自由和名譽不受侵犯兩者相互平衡的原則存在著沖突。有些大法官引用了《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有的指出,表達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可限制的權利,依法制裁誹謗行為並非妨礙表達自由。

  應該說,沙利文案中也沒有說公眾人物的名譽不受保護,它隻是把公眾人物名譽保護的底線降低到侵權行為人具有實際惡意而已,那麼為什麼在英國大法官看來就不平衡了呢?這說明英美兩國法律文化對於兩者平衡的尺度存在著差距。李啟新在判詞中寫道:“名譽的保護有利於公共利益。”表明他並未把名譽看作為單純的私權﹔就是說,表達自由同名譽權之間,並不一定都是公共利益同個人權益的抗衡,有時也會是兩種不同的公共利益的抗衡。這種觀念固然令人想起英國古老的誹謗法把國王、政府官員等名譽和尊嚴都視之為“國家利益”,都歸於公法(刑法)保護的傳統,但是李啟新並不是沿襲這條思路。他舉選舉為例,說明選民需要如實地識別好人和壞人,所以公眾人物的名譽不應被虛偽地貶低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也是民主社會所必需的。

  第二,同英國1981年《藐視法庭法》第10條有沖突。

  在沙利文案以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定一個原則:作為誹謗案被告的媒體,在訴訟過程中,有義務允許原告查証新聞編輯過程,以確定媒體是否存有“實際惡意”,這個規定使媒體不得不公布許多編輯部內部情況。[11]

  大法官們說,美國可以這樣做,英國不可以。《藐視法庭法》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法院不得要求當事人披露他所負責的出版物中的消息來源。因此,如果按照沙利文原則,要由原告來証明被告有實際惡意,但又無法要求被告披露消息來源,這會使原告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比較和評論:英美為何有不同?

  在英美歷史上,誹謗曾經是表達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主要障礙。美國有著名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沙利文原則以此為依據,把誹謗法納入憲制軌道,使新聞媒介基本解除了誹謗的威脅。英國沒有成文憲法,長期以來表達自由隻是依賴剩余原則(residual principle)[12]而存在 ,被認為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這也是實情。但是從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在歐洲人權公約和世界人權潮流的推動下,英國也日益認識到表達自由在民主社會的重大意義,對誹謗法作了漸進式的改革,雷諾茲案就是一個實例。沙利文原則和雷諾茲特權,都強調新聞媒體在監督政府和滿足人民知情權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誹謗法必須對新聞媒體予以特別保護,但是也存在重大差異。

  首先,對於特別保護的對象,沙利文原則是以報道對象(即誹謗案原告是否屬於公眾人物)作為標准,而雷諾茲特權則以報道的內容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是否公眾有權知悉為轉移,所以沙利文原則又被稱為“公眾人物抗辯”,而英國學者則干脆把雷諾茲特權稱為“公共利益特權”(public interest privilege)[13]。應該說兩者並無本質的差別,沙利文原則的出發點就是要保障批評政府官員這一類與公共利益相關的新聞,布倫南大法官提到適用實際惡意的正是限於涉及官員的職務行為的內容。但是公眾人物並不必然同公共利益畫上等號,有些對公眾人物的批評同公共利益可能無關,有些涉及公共利益的新聞的主角並不是官員、名人,於是不得不設計出“有限公眾人物”、“非自願公眾人物”等概念來加以補充,致使這個概念變得很不確定,而“弱化公眾人物名譽保護”一類說法則有可能造成失之毫厘、差之千裡的誤解。這也可能是英國誹謗法堅持不採用公眾人物概念的一種穩健的考慮。固然公共利益也很難界定,但是畢竟是世界許多國家都採用的一個正式法律概念。

  其次,對於特別保護的底線,沙利文原則是媒體具有實際惡意,而雷諾茲特權則以媒體行為是否專業和負責作為標准。顯然英國比美國要嚴格得多,實際惡意的主觀歸責原則限於故意和放任[14],違反專業責任的行為通常都屬於沒有盡到注意義務的過失,亦即一般過錯責任。不過雷諾茲特權的底線自有其實際背景。80年代以來,為了抑制某些新聞從業員濫用新聞自由的越軌行為,英國新聞界形成了“以自律換取自由”的共識,加強了新聞行業自律規范的建設。諸如報業投訴委員會(FCC)的業務准則(Code of Practice)、獨立電視委員會的節目標准等,都是著名的新聞自律文件。前者制定於90年代初,20多年來修改30多次,其中戴妃車禍身亡事件后作了大修改,被稱為“歐洲最嚴格的傳媒准則”。雷諾茲特權要求新聞媒體切實履行職業操守,對違反這些規范而造成侵害的行為,諸如道聽途說,捕風捉影,或者為求轟動效應匆忙發表,致使新聞失實損害了他人名譽,依法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應該說不算過分。

  再次,從兩者的法律依據看,沙利文原則直接引用憲法,所以又被稱為憲法性抗辯。雷諾茲特權則是從傳統的特權抗辯發展、擴充而來。特權抗辯在英國誹謗法有長久歷史,正如前引李啟新所說,誹謗法中的特權是指為了某種特殊利益,允許發表某些具有誹謗性的言論而可免責,但惡意除外。在傳統的受約制特權中包含有“為完成公共或私人責任所作之言論”,這是指一方要有義務發表,另一方要有利益或者權利來接受,比如一個雇主向另一雇主介紹某一雇員的情況,就屬於受制約特權保護范圍。[15]按此推理,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新聞媒體有報道公共事務的義務,民眾有知悉這些情況的權利,有關報道應該也可以屬於特權保護的范圍。上世紀下半葉以來,英國有些媒介被控誹謗案件,辯方正是按此思路進行抗辯,有的取得了成功,本文限於篇幅,不能詳述。所以雷諾茲特權並非憑空而來,它是隨著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發展而對特權抗辯進行擴充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總結。當然,英國沒有憲法條文可以引用,雖然1998年《人權法》已經實現了歐洲人權公約國內化,其中也有保護表達自由的規定,但是法官們還是堅持在原有特權抗辯的框架內對媒介提供新的保護,不主張另辟蹊徑提出諸如“政治性報道特權保護”這樣新的抗辯原則,這種堅持立足於自己原有傳統基礎上循序漸進的風格,也表現了英國法律文化的特色。

  本文無意評判沙利文原則和雷諾茲特權的優劣,兩者在本國應該都自有其合理性。本文隻是要說明這樣一個啟示:在借鑒外國的時候要避免“單打一”,應當開拓視野,廣作比較,博採眾長,立足於自身基礎發展中國特色的名譽權法和媒介法。

 注釋:

  [1]主審本案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布倫南(Brennan)大法官對“實際惡意”的定義是:明知事實虛假或不計后果地漠視事實的真假(knowledge that it was false or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was false or not)。這與下文英國法官說的“惡意”含義是有不同的。

  [2]本文作者之一在《被告席上的記者》(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論文《輿論監督和“公眾人物”》(《國際新聞界》2000年第3期)中,在介紹了沙利文案的原則之后,也曾探討過“引進”我國新聞侵權案件審判實踐的可能性,但是認為:“這個構想,涉及我國新聞媒介的法律地位問題,看來一時尚難實施。”

  [3]See 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s Ltd.(1999) 4 All ER609 HL﹔本文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出於此案判決書。

  [4]中文一般譯作“相對特權”、“有限特權”,本文採用香港政府官方譯法。

  [5]上議院是英國的終審法院。

  [6]原名Lord Nicholls of Birkenhead,他曾在香港擔任大法官,所以有中文姓名“李啟新”,香港中文媒體有時還這樣稱呼他。

  [7]See Geoffrey Robertson and Andrew Nicol:Media Law,Fourth Edition, Penguin Books, 2005,p.128-129

  [8]同上,p.133

  [9]轉引自劉進圖等:《傳播法手冊》,香港新聞行政人協會2006年版,第20頁。

  [10]See Jameel & Anor v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Sprl., [2005] EWCA Civ 74

  [11]有關美國媒體被控誹謗案件中需要向原告提供哪些內部編輯程序,可參見T?巴頓?卡特等:《大眾傳播法概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頁。

  [12]即法無禁止即自由﹔在法律禁止以外,民眾都有表達的自由。

  [13]同注7,p.128

  [14]參見魏永征:《被告席上的記者》,http://yzwei.blogbus.com/logs/4742135.html

  [15]參見胡鴻烈:《誹謗法》,樹仁法學叢書,1989年版,8-9頁。

(网址:http://www.mediawatch.cn/BIG5/75685/6203665.html

分享至:
魏永征 白淨:從沙利文原則到雷諾茲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