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岳芬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特质,提出与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评价——九十年代是报告文学的衰退期——完全相反的意见,重新确立90年代报告文学的品位。
     关键词:报告文学;史志性;全景式;问题

90年代报告文学品位的确立

 

       学界普遍认为90年代是报告文学的衰退期、是批判的退位和作家的自弃[1]。总体的评价应建立在详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为准确定位90年代报告文学的品位,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一时期三类代表性作品——史志性报告文学、全景式报告文学和问题报告文学的内涵和特质。

      一、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兴盛与文史哲结合的特性
      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的某些左翼作家用文学的笔调赤裸裸地报道现实生活,以弥补新闻记者所没有做的缺陷。不满于“新闻纸的不中用”,是它诞生的理由和原因,“新闻性”是其主要特征,干预现实是其重要职责。正因为如此,史志性报告文学被认为是作家逃离现实的结果。
      但是,如果深入探究史志性报告文学兴起的原因,可知它不是对现实的离弃,而是现实的产儿。新时期的中国文坛,从“伤痕”走向“反思”,从“反思”走向“寻根”,最初是袒露伤口,继而通过思考,寻找悲剧产生的根源,“这样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因为现实与历史是不能割裂的统一体。”[2]史志性报告文学是向事物的纵深开拓,是在更为广阔的背景反映现实生活。以80年代中期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为标志,一批报告文学作家以现代人的观念,重新审视历史事件,进入90年代蔚为大观。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既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今天的愤怒和真情的流露;既启示国人不亡民族的灾难,也警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探讨东西文明的差距,重新审视了这场战争。邓贤的《大国之魂》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第一次正面描写和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的功绩。《中国知青梦》再现20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力图从思想和文化上清算和否定这一运动,被视为掀开知青文学新的一页。张建伟的《重温戊戌年》、《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探究戊戌改革失败和新官制改革夭折的内在因素,为改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胡平的《千年沉重》表现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沉重,第三部分“莫忘沉重”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直接干预和批判,全书将历史意识与现实精神融合在一起。《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以1957年为视点,全面反思了包括“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整个中国当代历史,深刻分析和透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此外还有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大鹰的《志愿军战俘记事》等。
      报告文学虽脱胎于新闻,“但就文体而言,裂变之后形成新的载体,它与母体之间既有质的联系又有质的区别”[3],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了新闻的属性,主要指的是作者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对时代生活主流、大事件及现实矛盾冲突作出敏锐的审视和正确的判断,而不一定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史志性报告文学正是作者以“新闻眼光”重新审视历史、评判历史、认识历史的产物,而这种审视、评判和认识是基于现实意识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说它“远离现实、漠视民生”[1]未免过于片面和武断。在向历史纵深开掘的同时,作者从哲学的高度严肃审视和深刻反思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心理形态,对心理、文化和哲学等理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以期总结经验,指导现实,启示未来,强化理性因素,形成文史哲结合的态势。

      二、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兴起与理性思考的成熟
     “全景”,指的是报道的视角特点,它摆脱传统报告文学对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的单向式报告模式,集纳、综合反映某一类问题,是宏观审视、全景扫描的“大”报告。有论者认为这是作者弱化批判、逃避现实矛盾的表现,因为它让作者避免了因针对一人一事而产生的各种麻烦甚至官司。
      全景式报告文学真的是因为作家逃避矛盾的选择吗?它兴盛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各类社会矛盾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暴露,农村问题、贫困问题、法制问题、贪污受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教育问题、体育问题、离婚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等等,大潮涌起,沉渣随着浮现,原来被各种因素掩盖着的矛盾显山露水,凸现在大众面前,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这是其一。其二,民众的关注点有所转移,他们不再为某一英雄人物、正面人物而欢呼、感动;很少为某一遭受不幸的人物而悲怆、抱不平。他们转而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问题,希望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背景,探索并寻找解决的办法,为自己、也为下一代提供一个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动荡之后,民众是更加世俗化,也更加理性化了。其三,作家本身理论水平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强化,为他们把握这类题材提供了可能。于是,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应运而生,他们是:徐刚的《世纪末的忧思》、《中国:另一种危机》,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婚姻大世界》,吴海民的《中国新闻警示录》,羊惠明的《警报——共和国经济忧思录》,赫在今的《八千万流民部落》,上游、黄英的《中国禁毒纪实》,杜卫东的《世纪之战——艾滋病的现状、未来与思考》,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梅洁的《西部在倾诉》,何建明的《生死一瞬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等等。这些作品视野宽广,立意高远,既有全方位的宏观综合,又有典型人事的生动描写,既有对现状的反映,更有对深层原因的挖掘,它们是意蕴饱满,艺术上乘的优秀之作。这类作品的作者,也许不乏个别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而选用这种表达模式,但以此断言是作家批判精神的退化,则有失公允。准确地说,它是作家适应社会思潮的变化而选用的“新”的表达模式。
      在全景式报告文学中,作品常常以历史变革为背景,将种种新旧矛盾与人们的思想冲突、心灵裂变交织在一起,通过立体的展示构成复杂的社会人生景观,而不仅仅是现象的罗列。作者常常借自己或他人之口,发表议论、评价、分析、比较、估量和推测,从全面的剖析中,传达出深沉的社会学思考和严肃的先锋性批判,精彩议论时而可见。由于触及问题的广度和理性思考的深度,对读者和社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理性精神得到强化而不是相反。

      三、问题报告文学的坚守与对现实干预的强化
      所谓问题报告文学,指的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披露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全景式报告文学反映的也是各种社会热点问题,从内容上看,两者有共通之处,但后者注重的是视角的综合,前者则采用传统手法,以对一人一事的详细描述因微见著,一叶知秋。作者抓住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揭露丑恶现象,为弱势群体伸冤,以期还清白者清白,构筑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表现了作家强烈的参与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
      被称为“剖开胸膛直面现实”[4]的卢跃刚可为之代表。《以人民的名义》披露湖南娄底人民代表颜跃明因在人代会上提出罢免市长案而被非法囚禁200多天的事件,《在底层》调查报道向纪检部门举报受贿官员而被送进监狱的重庆海外集团总裁任亚非事件,《大国寡民》公开被无辜毁容毁身、8年来坚持告状而无果的农妇武芳的悲惨遭遇。触目惊心的人物和事件,撞击读者的心扉,在近距离逼近现实的同时,对现实政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展示中国法制建设的紧迫和艰难前景。陈桂棣的《悲剧的诞生》以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永嘉被无辜关押、整死的冤案,同样反映“人治”代替“法治”的社会现实,其干预现实的难能可贵的精神与卢跃刚如出一辙。《民间包公》描述安徽巢湖地区农经委主任陈三乐辞官不做,开办律师事务所,为民主持公道的故事,作品融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为一体,显示深邃的思想意蕴。胡平的《子午线上的大鸟——中美合作生产的麦道MD-82飞机之随想》,记述上海航空公司承担、中美合作生产麦道MD-82飞机的经历,探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和执着。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不仅是对马家军的调查,也是中国体育界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调查。
      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不仅提出问题、揭露问题,更重要的是追踪问题、探索问题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大国寡民》在近40万字中,武芳案件的报道仅占1/4,原因的探索却占了3/4的篇幅,可见作者的用心所在。它们秉承报告文学的原始特质,从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对假恶丑的揭露与批判,将报告文学干预现实、反思历史的批判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90年代报告文学在多层次、多品位共存的文化背景下,顺应多样化的时代要求,选择“新”的表现形式,呈现新的品位和特质,确立了自身的价值。它们既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时代的选择。

注释:
[1]李运抟:《与文化共舞的报告文学》,《当代文坛》2000,(6)。
丁晓原:《论90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文艺评论》2000,(6);《新华文摘》2001年第二期转载。
张升阳:《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范培松:《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当代作家评论》2002,(2)。
[2]陆曼玲:《试论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新闻价值》,《中国文学研究》1992,(1)。
[3]张瑷:《报告文学的品格确立与文体演变》,《当代文坛》2000,(6)。
[4]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第60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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