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岳芬

     [摘  要]  从上世纪后半叶,世界进入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社会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多层矛盾的挤压,中国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也更容易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本文借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处于风险高发期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考察它们与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风险社会中当代中国媒体功能之实现。
     [关键词]  风险;风险社会;文化特征;传媒;功能

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如是说。20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的专业分化,世界正处在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科学旧有的思维方式和概念框架,已经无法准确图解后者的现实存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德文版《风险社会》,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作为对全球深层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回应。由于契合充满危机的社会现实,这一新的解释模式越来越受重视。以这一理论观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结合传媒理论和案例加以探讨,也许能够为媒体研究引入一个新的维度。

     一、风险社会理论概述
    “风险”,英文为“risk”。贝克赋予它新的涵义:“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 p119仔细辨析,它包涵几层意思:其一,风险有别于灾难,灾难是自然造成的,风险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无限效力的地方才出现。其二,风险是人为造成的,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只有在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其三,“风险预示一个需要避免的未来”[2]p35,也就是说风险指向未来,是尚未发生的,它可以通过预防性行动和制度化措施战胜之。贝克还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要素做了8点总结[3]p174-189,风险概念和其理论要素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
     继贝克之后,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风险社会理论。以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为代表的学者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意蕴,她和威尔德韦斯合著的《风险与文化》,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与之对应的是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社会群体之边缘文化。这三种文化类型交互作用导致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特别是边缘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削弱了社会团结。在他们看来,风险意识是人们应对紧张的一种手段,因为从中找到可以责怨的对象。风险在当代社会并没有增多和加剧,只是由于人们的认知程度提高了,所以感觉到风险多了。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亦从相同的角度论证风险,并认为风险文化是

    将取代制度性社会的一种实际形式,它将渗透蔓延到所有的不确定领域。莫里•科恩(Maurie J Cohen)将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试图找出适合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莱恩•威尔金森(Lain Wilkinson)则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风险,在《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中探索风险与忧虑之关系。艾瓦尔德(Ewald)则借助福柯的理论提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理论,强调在政府话语或战略中风险的地位和作用。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与贝克一样,都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风险,都将风险界定在一个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的风险社会中。在传统社会,外部风险(诸如地震、海啸、洪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风险,人类能够通过提高自身适应能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方法,不断化解之。进入后工业社会被制造出来的风险(诸如核动力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产品风险等)占据了主导地位。面对这种人为风险,人类所能做的选择是不断进行制度革新以期化解之。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或者由于监督机制的缺位等原因,制度本身会产生更多人为风险,即“制度化风险”。贝克则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这一概念表达之:“风险社会的特征是愈来愈多的环境退化的矛盾——被感知到的和可能的——伴随着关于环境的法律和法规的扩张。然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似乎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4]p191“制度化风险”和“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是后工业社会主要的风险来源,也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创新点。贝克将现代化过程分为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现代化”,第二个阶段,“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支配公众、政治和私人的争论和冲突。在这个阶段,工业社会的制度成为其自身所不能控制的威胁的生产者和授权人,此时,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5] p9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是“再现代化”的过程,即“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mization)。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自身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种种未预期的、不可控制的和不可计算性的巨大威胁。科技风险因此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
     中国正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交叉点上。由于各地区现代化发展不平衡,中国面临的风险更具复合性。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制度转型。或者是缺乏新的制度应对新的风险,或者现有的制度能力不足无法解决风险。”目前,中国既需要在整体上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任务,也需要在局部解决现代性问题,进行“第二次现代化”。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也更容易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成为灾难。”[6] p132

     二、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对传媒的影响
     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踏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踏进了风险社会。在世界科技高速发展和中国社会制度转型两种强力夹击之下,中国社会的风险更具复合性,发生的频率亦更高。面对这一现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并与传媒相互作用,相互制动。媒介,是个体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一大途径。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承担着个人层面、组织和社会层面的功能。现代化、风险、媒介“三位一体”相生相克风生水动,而“全球化”则是其前提和背景。

     1.全球化与传媒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给联合国的致辞中指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确实,全球化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它的基础是电讯业和运输业的高度发达,它的现象和结果是信息跨越时空限制的传播以及事态跨越国界地发生影响。人类在达成对时空的延伸的同时也达成对时空的压缩。地球村的出现不只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现实生活方式。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点上发生的事情不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全球的生活质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风险往往演变成全球风险。“911事件”引发全球对恐怖活动的防范,松花江因上游发生爆炸事故苯类污染物流向俄罗斯,SARS波及全球,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全球在此期间经济总损失额达到590亿美元。[7] p123资本经济的影响就更为快捷直接,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就是明证。中国内地股市因不能吸纳外资相对封闭,按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太直接。然而,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出现10年来最大一次跌幅,“受中国内地股市影响,美国股市下挫,连带影响全球股市大股灾”,“现在这个世界是平的”,凤凰卫视2月28日新闻如是说。
     在全球化背景下,危机的范围被大大地扩大,危机的程度也被极大地增强。能够预警危机、传递消息、跟踪报道最新情况的媒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应地社会对媒体信息报道的速度和准确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关于现代人与媒体的关系,社会学家卡尔有一个结论性意见:“他会尽可能地运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8]“他”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就是“受众”。受众在宏观上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在微观上又体现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多样性的个人。受众“尽可能地运用”就意味着媒体要竭尽可能地提供信息,这也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对媒体的要求。以SARS为例,2002年11月16日佛山收治第一例病人,2003年1月2日河源市卫生局向省厅汇报情况,至2003年2月9日政府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事情真相,随着时间地飞逝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凶险的传染病肆虐之际,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的不作为,受到来自全世界的谴责,国内学界也进行多方面的反思。撇开政治方面的因素,以传递信息为要任的传媒,面对高风险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不作为,放弃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遭到无情地谴责实属情理中事。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媒体与风险事件互为影响的一大例证。

     2.信息爆炸与传媒
     全球化与信息化是互为条件和结果的,没有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跨时空的传播,全球化是一句空话;而全球化的来临,又进一步加速了信息的传播空间和传播范围,并进而将全球的每一个个体连结在一起。这其中,传播是中枢,是要义,下面将从三方面论述之。
     根据贝克的理论,科技的发展是后工业社会风险产生的根源,因为科技的催化使社会结构更加复杂、更加不稳定,更具不可透视性和控制性。而网络技术的兴起,成了建构高风险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因为信息传输所产生的超真实已取代原有的真实实在,现代社会的真实已消失在符码中。人们通过符码认知社会并结构出一个新的社会真实(超真实)。由于“原有社会既存惯例的意义经常被置换,造成现代社会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中,也使得人们的社会认同产生漂泊的困境”[9]。传媒的运作方式正是建立在编码和解码的基础上,人们正是借助传媒的符码来认知世界、了解社会的。在这一点上,传媒的信息制作与网络的信息制作有相通之处。由于各个媒体意识形态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它们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即编码)是不尽相同的;受众受个体要素的制约,他们对同一编码的解读(解码)也不尽相同;更何况媒介正借助网络传播信息。几方面合力作用,使得原本已经相当复杂的沟通环境变得更加捉摸不定。这不但增添了个体的困惑,也增添了社会的风险系数。从这一角度看,信息化、网络技术、传媒三者反而抬高了当代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信息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信息爆炸。然而,受生理条件的限制,人对信息的获取只能有选择地进行而不能无条件地接受。根据认知心理学原理,人们只能有选择地接触、注意、理解和记忆。选择的结果是注意和记忆感兴趣的以及与自己(包括家人、亲人)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撇除教育发展、事业追求、娱乐享受等个人因素,受众共同关注的莫过于生存环境和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核爆炸、水污染、空气污染、传染病、食品卫生等既是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媒体报道的主打内容。那么,如何准确、理性地报道这类信息以满足受众要求呢?罗伯逊的意见可资参考。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具体运作中,“真正的决策常常是由专家们在幕后作出的,那些负责决策的官员依靠的是专家们的专业知识和建议。”[10]在这个因科技副作用所引发的高风险的社会里,媒体有必要像官员依赖专家那样听取专家意见。
     知识,从来就是获得某种经济利益的必要元素,信息化社会尤其如此。对信息拥有程度的不同造成的“知沟”加剧了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加深了社会成员之间的鸿沟,并成为重新划分财富的一大标志。在中国,情形更为复杂些。从建国初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及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差别,造成天平向极少数人倾斜,以致显示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仇富心理在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性。对比一下,19世纪欧洲步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社会学家即提出著名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后逐步发展为“社会整合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公正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党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适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既是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反映,也是政府对社会风险的回应。媒体在报道弱势群体、涉农群体事件、重大灾难事故等,顺应时势要求,把握好冲突与融合的尺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

     3.制度转型与传媒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随着经济的转型,社会矛盾凸显,新旧制度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不同阶层不同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此外,科技的研发及其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危机重重,加之地域广阔,人口最多,“中国现代化面临‘双重挤压’,即现代化还没有实现,‘后现代’的种种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紧随而来。”[11]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的风险更大、更具复合性,而媒体则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制度转型与媒体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如下:随着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个体对资源和机遇的需求有可能通过市场得以实现,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与此同时他们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参与程度日益增加,造成对信息的需求量日增,这是其一。其二,多种利益主体的出现和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政府再也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事无巨细地管理,原本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状况得到改善,政治文化从集权观念向分权观念转变,改革“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12]分权之后的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对信息的需求各异,促使媒体向分众化方向发展。其三,置身改革前沿的媒体首当其冲,经受了自身改革和管理层变更多方面地冲击。媒体市场化使其不得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党和政府依然将新闻媒体视为喉舌,它必须既接受集团/公司化的管理,又遵从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管制,既不能违背党管媒体的方针政策,又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媒体陷入尴尬的两难局面:一只脚已经跨进市场经济领域,另一只脚却还未能拔离计划经济的藩篱。而此时它们所面对的,是经受市场经济20年的浸染而具有越来越高的自主性和业已分众化了的受众。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受众相比,此时的受众更关注自身利益,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他们的表达权、知情权乃至反驳权均需经由媒体获得保障和表现。其四,作为媒介主要经济来源的广告商,则追求最大化地达成经济效益。如何平衡国家政策、受众需求与广告商利益,同时圆融地解决自身难题,成为制度转型期中国媒体面临的新课题。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科技发展的副作用日益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主要根源。科技越进步,风险越大;风险越大越需要控制。然而,人类原有的陈旧的思维理念和安全调控模式已经丧失了解决其自身所衍生的社会、政治、生态与个人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类控制风险的知识不完善,而且更多更好的知识通常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一个怪圈。与科技同步发展的传媒与生俱来的职能就是运载和传播信息,自身固有的风险以及因传播信息而衍生的风险就成为媒介无法回避的宿命。媒体困惑重重,专家或者专家组织能够帮助它们解决问题吗?贝克认为,人类社会面对的各种“内部”风险(即科技产生的风险),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它们源于人们重大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往往并不是由无数个体草率做出的,而是由整个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权衡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13]由于媒体的特殊性,媒体的风险不但来自于科技风险,还由于报道的信息所具有的专业性质而来自几乎所有行业的专家组织以及经济集团和政治派别。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负面影响,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挤压”,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媒体自身的特殊属性,共同构筑了21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风险态势。当代中国传媒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局面。

     三、风险社会传媒功能的实现及其报道案例分析
     风险社会有没有自己的理性基础?如何建构风险社会的理性基础?贝克对此提出了两个相互连结的原则:第一,实行权力分配;第二,营造一个公共领域。“贝克认为只有一个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以便把‘我们希望怎样生存’这样一个生存标准运用到科学规划、科研成果及应对科技风险问题等方面。”[14]比较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贝克强调的是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二者显然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如何,在信息化社会只有借助媒介才能形成公共领域是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公众凭借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分离科学糟粕应对科技风险,其前提和关键是风险社会传媒功能的实现。传媒肩负培育公众的科技意识、传递专家和专家组织的意见、建构公众与专家间的信任、及时准确地传播危机意识和风险信息等重任。传媒,既要造就一个风险社会需要的个体,也要完成告知、传达、解释和指导等组织功能,与此同时,还要扛起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播知识的社会功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媒同时承受几层挤压,在实际运作中,上述媒介功能的实现自然难以尽如人意。下面以3个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实例作为分析对象,并主要限定在广东的三大纸质媒体《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上,以期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1、禽流感报道
     当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风险已经转化为现实危机。此时,民众普遍产生担忧
甚至恐慌心理。贝克对此有一段形象的描述:“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15]p57焦虑,使他们对媒体的期望值更高,希望媒体能够及时地提供准确信息,跟踪报道事件进展情况,政府作为,专家提示和相关知识,以及他人的反应等,以期防患于未然,从而达到平息和缓解作用。然而纵观国内媒体的反应,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它们普遍的做法是以政府抗灾、抗疫行动为报道重点,隐瞒部分疫情、灾情。这种过渡强调某些方面、同时又过渡忽略某些方面的方式,极易造成报道的片面性而失去客观平衡。有研究者曾对比2005年底禽流感发生时香港与内地媒体的报道情况,佐证上述结论。[16]本人详细查询禽流感爆发高峰期10月20日至11月20日的《南方都市报》首版,1个月之内共有16条相关报道,其中超过50%的内容涉及政府作为。作为一份以关注民生为要义的都市报,在标题制作上显示出以禽流感疫情为主的客观性,但具体内容却依然不脱窠臼。也许离开了政府作为,我们的媒体竟不知何为?这显然与社会转型之际风险丛生、政府职能转变、个体自主性提高、社会走向分众化的客观现实不尽相符。贝克曾问:“焦虑将会使人们投入非理性主义、过激行为和狂热吗?”[17]p57 SARS期间国内民众失去理智地抢购板蓝根、食盐等药品和食品,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隐瞒信息、违背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只能加剧民众焦虑的情绪,而不是相反。

     2、果蔬农药残留报道
     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更为可怕的是它们扩散的方式,“至少对消费者来说,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18]p44食品卫生由于关系到全体人民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而备受关注,果蔬农药残留是其中一个焦点。2006年6月13日,《羊城晚报》要闻版发表题为《超市八成蔬果含农药残留?》的文章:“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外发布消息,称广州的万佳、百佳、家乐福三家连锁超市所销售的蔬菜和水果中,超过八成半含有农药残留,两成半含非法农药残留。”尽管同文也显示“市农业局对广州蔬菜农药残留合格率的检测结果都高于90%”的信息,但已引起市民极大的不安。据16日同一记者的跟进报道《一份检测报告引发连串反思——超市果蔬农药残留为何起风波》开篇写道:“‘广州超市蔬菜农药残留’风波扰攘三天,终于尘埃落定。市民先是忧虑,继而质疑,到头来颇有‘虚惊一场’的意味。”既是虚惊一场,证明原本无事或者事态并不那么严重,而媒体的报道引发了一场“虚惊”。《反思》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还要‘补课’”,“民间数据发布尚待完善”,惟独没有反思媒体的行为。无论是“政府信息”还是“民间数据”,都是经由媒体提供给民众的。当二者差距颇大极易引发民众恐慌的时候,媒体有责任弄清来龙去脉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而不是一味将矛盾甚至完全对立的信息“如实地”提供给受众。无疑,农药残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但媒体“如实地”报道民间发布的数据所引发的危机比事件本身还要大。这是因为在风险社会,“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
地位。”[19]p20所谓“界定风险的权力”,不是一股脑地将各种信息倾倒给受众,媒体的职责是监视环境、发布信息,这些信息必须是经过“界定”过的,以期尽可能地减少风险转化为灾难的几率,而不是相反。

     3、苏丹红食品报道
     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贝克认为:“与收入减少的新闻不同,有关食物和消费品中含有毒物质等的新闻具有一种双重冲击。威胁与一种评估危险的自主权的丧失相联系,人们直接地受其支配。”[20]p63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几乎都是由于污染等科技副作用所引发,因此专家或者专家组织的意见就显得相当重要。然而,媒体常常在关键时刻忽略专家意见和专业知识的介绍,留下令人遗憾的空白。以苏丹红食品报道为例,05年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就食用含有添加苏丹红色素的食品向消费者发出警告,2月23日中国对苏丹红一号下达了追杀令,一周后含有苏丹红一号的食品首先在北京被查获,中国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苏丹红”食品的各类信息。3月6日广东省质量监督局查获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含有“苏丹红”样品,广东媒体迅速跟进。笔者检索2月18日至3月17日《羊城晚报》,一个月内共有“苏丹红”信息15条。然而仔细审读内容,发现在这一新的食品安全事件初始阶段(前20天),竟然没有一篇报道是采访相关的专家学者或者介绍该染料的任何专业知识。从辣椒油到红心鸭蛋,从“洋快餐”含有致癌毒素到多宝鱼养殖使用违禁药物,究竟还有什么食品是安全未被污染的?此时,相关的饮食知识、鉴别知识、损害程度和补偿方法是民众最为关心和最希望得到的信息。遗憾的事,媒体将精力主要集中于执法部门的查处、两会委员议案、监管体制和安全机制等问题,很少意识到受众对相关知识的渴求,造成不必要的信息缺失,自然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无论是维权机构的作为还是媒体的跟踪报道都能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保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实际上就是媒介的受众。“在过去,个人所经受的苦难由他的阶级命运所决定。”现如今,“风险地位包含了十分不同的受害类型。对于它们,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东西。它们是普遍的和不具体的。你听说它,读到它们。这种通过知识的传递,意味着这些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是具有更高教育程度并积极求知的。”[21]p61事实正是如此,风险社会的消费者、受众特别是其中知识水平较高的那一部分不但需要大量的信息,也需要大量的知识来保障自身权益保护自身安全,媒体对此不容忽视。

     处于制度转型的中国,上述媒体功能的实现困难重重,与具有独立地位的西方媒体相比掣肘更多。我们以为有几大矛盾影响了媒介功能的实现,或者说,媒介功能的实现前提是处理好这几大矛盾:
     1、遵守新闻政策和遵循新闻规律之矛盾
     媒体的运作必须遵循新闻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但是,在中国,媒体一直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媒体在意识形态上归属党的宣传部门管理,党的新闻政策对其具有管辖乃至管制的作用。如何科学地圆融地协调二者关系,关系到中国媒体功能的完满实现。备受世人责难的SARS肆虐时广东媒体的不作为,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新闻规律的一次严重干预实例,留下极大的反思空间。
     2、知识爆炸与知识日益专业化之矛盾
     一方面是知识爆炸,一方面是知识的分化越来越细化。身处科技高度发展、信息爆炸的后现代社会,面对“具有更高教育程度并积极求知的”受众,报道的信息又多数涉及各种专业知识,媒体从业人员对科技知识的掌握显得相当重要。相关知识的匮乏会造成错误和偏失,相关知识的掌握关系到报道科学性的确立,同时亦有助于与专家和专家组织达成共识,有助于采访的进行和稿件的撰写。然而日益细化和专业化的知识,要掌握之又谈何容易?这一矛盾将长期制约和困惑记者、编辑等媒介从业人员。
     3、《新闻法》的缺失与保障报道权利和人身安全之矛盾
     新闻媒体要发挥独特的监督作用,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充分保障媒体监督功能的发挥,保障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通过确立“记者对事实负责,媒体对法律负责”的原则,加大新闻监督力度,以求把事后的追惩机制转变为事前的预防机制,从而降低各种人为风险——这是风险社会对媒体的诉求。然而,《新闻法》的缺失,既不能从法律的角度规范媒体的行为规范,也不能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媒体失范行为时有发生,不但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而且增加了风险的系数、扩大了风险的范围,使社会更具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权利和人身安全备受威胁,事发之后也难以凭借相关法律对违法人员进行量刑对受害者做出补偿。事发于07年1月10的《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山西浑源县调查一煤矿被伤害致死案,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案例。当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时,媒体的有效监督自然要大打折扣,相应地媒体功能的实现亦受到人为的、制度的、习惯势力的等各方面限制。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解读自反性现代化(再现代化)的一种新型理论。该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目前尚处于翻译、解读、阐释阶段。基于对现实矛盾的深度了解,贝克等学者的风险理论作为观照和分析现实的一个理论参照,很快引起笔者研究的兴趣。本文借用风险社会理论为框架,分析转型期风险频发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结合传媒理论和媒体操作实例,考察风险社会、文化特征和媒介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期抛砖引玉,为媒介研究引入一个新维度。

(本文3个媒体报道实例的统计资料,由04级学生彭丽萍协助完成,在此致谢!)

[1]乌尔里希•贝克等著:《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3]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到第189页。
[4]见前注[3],第191页。
[5]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
[6]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7]杨黎光:《瘟疫,人类的影子》,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8]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赵万里:《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探求》2003年第1期。
[10]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1]李建华等:《风险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文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2]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3]乌尔里希•贝克著、王武龙编译:《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4] 许志晋,毛宝铭:《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传播》,《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4期。
[15]见前注[2],第57页。
[16]黄立坚:《把握禽流感报道的客观性》,该文未发表,但其中提供了详细的对比资料。
[17]见前注[2],第57页。
[18]见前注[2],第44页。
[19]见前注[2],第20页
[20]见前注[2],第63页。
[21]见前注[2],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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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文化特征与媒体功能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