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岳芬

       [摘  要] 柳永词在北宋的广为传播,有赖于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传播者群体的出现。由于柳词本身具有雅俗不同的特质,柳词的传播效果和反馈意见既独特又矛盾,从中显示了柳词评价的复杂性。
       [关键词] 柳永;柳词;歌妓;雅俗;传播

 

     在宋代词坛上,柳永堪称是个性鲜明、成就卓著的名家,柳词的传播达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这一切得益于北宋年间都市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以歌妓为中介的传播者群体的出现。凭借歌妓的传播,“柳永以一己之‘俗词’与‘慢词’,得以与一批台阁词人的‘雅词’和‘令词’相抗衡,沿袭了数百年的唐宋词坛也因为柳永的出现而展示出一片新风采”,[1]336与此同时亦引发了“雅俗”这一范畴广泛而持久的论争。
                                 一  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传播者群体的出现
      在宋代词人中柳永是最负盛名中的一位。龙榆生先生说:“在苏轼‘横放杰出’的词风没有取得广大读者拥护之前,整个的北宋词坛,几乎全为柳永所笼罩。”[2]227叶梦得《避暑录话》亦云:“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
      柳词受众几乎包括了所有人群,其中特别受到世俗社会和教坊乐工的喜爱,流行方式是以词配乐并由教坊乐工往外传布,流传圈甚至远至邻邦,传播效果惊人。从偏远的福建崇安来到东京求仕的青年学子柳永,虽出身于官宦世家,然无名无势,兼之行为放诞落拓不羁,所以能在青年时期就以一己之词名震京城,除了柳词本身具有的特质外,更主要地是得益于北宋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新的传播者群体的出现。
      与唐代相比,宋代城市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其结果是“坊市合一”这一重要表征的出现。[3]“坊”是城市的区域概念,《旧唐书·食货志》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可见,坊是与村相对应的城区,“市”则是交易场所。宋以前,坊市分离,市的交易时间和交易范围颇受限制。北宋初年这种情况被彻底打破,城市居民的居住场所与交易场所合二为一,即“坊市合一”。其原因一是唐末五代战乱,战火摧毁城墙和市墙;二是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民众临街摆摊,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景象。从侵街渐至坊市合一,交易与娱乐同步发展。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坊市合一”实质上标志着近代城市雏形的出现,同时显示着娱乐环境的形成和传播环境的开放。
      传播是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信息交往活动,它是人类社会一切文化的动力和起点。传播活动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作为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容器’,传播活动既在它里面‘表演’,也在它里面存放和发展,环境对传播起着维护和保证的作用。”[4]235随着坊市合一以及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北宋街市活跃着一批讲史、说书、歌词的街头艺人,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传播以来层次最丰富、场面最热闹的传播环境。”[5]
      其中与词的传播和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歌妓。宋代的歌妓,就其出身而言分为官妓、家妓和市妓3种。官妓服务的对象是宫廷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家妓蓄养于官宦之家为贵族家庭效劳,柳永于市井上所交往的应是市妓。北宋时期的汴京究竟有多少市妓?据孟元老的说法是“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东京梦华录》卷五),百万人口中“鬻色户将及万计”(陶谷《清异记》卷上《蜂巢苍陌》)。歌妓于勾栏瓦舍中弹唱的是小词小曲,词从士大夫的尊前经由她们走向市井。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坊市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6]301无疑歌妓是宋词的传播者。传播者分为普通角色和职业角色,职业角色专司传播,并以此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和心理、精神上的满足。市井上的歌妓应是职业传播者。“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还决定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传播者如果容貌漂亮,对受众具有悦目性,那么她本人及其所传信息则易为受众所接受。”[4]84京城百万人口中正聚集着一支近万人的职业传播队伍,她们年轻漂亮歌喉婉转,以传唱小词小曲为生。
      来到京都的柳永踏进的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他“迅即为世俗文化娱乐所吸引,接受了市民思想,沉浸于歌舞娱乐,体验着青春生命的意义。”[7]1定居于汴京的柳永生活无着,不管是心意系之还是生活所累,他沉溺于底层,通过为歌妓填词换取生活之资,歌妓则希翼得到柳永的词章和赞美,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谈到二者的关系: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歌妓与柳永、柳永与歌妓,成为传播链条上纽结在一起的一环。作为文学作品的作者,柳永本身就是传播者,“传播者处于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环节,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也是传播内容的发出者。”[4]72他们一是传播内容的发出者,一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共同规定和制约着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形式和传播的效果,规约了整个传播活动的走向和性质。
                                 二  柳词的特质与传播的关系
      为了适应歌妓的传唱身份,为了适应词所传唱的场合,为了适应词的消费群体——市民大众,柳永对词体进行三方面的变革:一是慢词的创作;二是内容的俗化;三是语言的俗化。
      关于慢词的创作和柳永的创调之功,前人有诸多论述且褒扬的居多,但主要是从艺术特征着眼。龙榆生先生就曾经指出:“我总觉得词所以‘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它的主要关键,仍只在曲调的组成方面。”[2]199柳永创制慢词并非由小令重叠而成,而是选用了不同的曲调,即慢词和创调之功是联系在一起的。若从传播的角度看有一点须予以强调,即:慢词的铺陈,与小令和中调相比,更适于表达丰富的情感,更适于歌妓的表演和发挥,更能满足消费者的欣赏心理和欣赏习惯,因之更适合在市井娱乐场所广为传唱。应该看到,柳永创制慢词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且具有实际意义的,而不仅仅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对文体的改造,也不仅仅是从艺术的角度对曲调和音律的探求。
      柳词内容方面的变革,一是社会生活的迅猛发展在伟大的作家作品中的艺术反映;二是作者为了适应歌妓演唱的需要,有意识地转向市民阶层,以期缩短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创造最佳的传播效果。这主要集中于风俗节令词、都市风情词和歌妓词的创作。
      风俗节令词、都市风情词以摹临民风民俗,表现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节日景观,反映仁宗朝的富足豪奢为主要内容。诸如咏元宵灯会的《迎新春》(嶰管变青律):“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咏七夕佳节的《二郎神》(炎光谢):“须知此景,古今无价。……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咏清明郊野踏青的《木兰花慢》(木兰花慢):“倾城,尽寻胜去,……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这类词写尽都市的繁华和对太平盛世的热爱。柳永以市井语言描述富贵,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繁华富贵的迷恋、向往、渴望和倾羡的情绪,正是市井阶层所特有的。这种情感上的吻合,极易打动受众的心理,达致接受的最佳效果。柳词对当时都市繁荣景象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甚至连史官都自叹不如。据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记载:范蜀公(镇)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宦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能尽形容之”的艺术才能带来的是“市井之人悦之”的传播效果。
      歌妓词即以描写歌妓的形象和心态的歌词。柳永与歌妓结成的奇特关系是历代文人所罕见的。柳永细腻地描写她们的生活、爱情、从良愿望甚至悼亡追思,一句话,替她们写心曲!《甘草子》(秋暮)“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的单相思;《昼夜乐》(洞房记得)“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的担忧;《迷仙引》(才过笄年)“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的从良愿望;等等。平等的态度和深切的关爱来自于对她们的深刻理解、抑或来自于互相帮衬的经济关系、抑或来自于被上流社会抛弃后的猩猩相惜?也许三者兼而有之。原因的追寻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二者的结合促使中国文学传播史上最奇特的景观的出现。由于词章描述的是歌妓的生活和心声,故而演唱起来声情并茂、丝丝入扣,它们首先打动传播者,并经由传播者——歌妓的精美演绎进而打动听众。通过歌妓,也正是歌妓,将作品、表演、传播、接受、消费连结成为一个传播圈层。歌妓传播属于人际传播范畴,人际传播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其“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是社会成员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是实现社会协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9]84通过歌妓演唱,活化了柳词的内容,提升了作者在世俗社会的声誉,胡寅在《向子○酒边词序》云:“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谓不可复加。”[10]49
      前述两类词是柳永为世情写真,为歌妓写心,羁旅行役词则是作者自己的心声。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介文人,不管柳永在世俗社会如何如鱼得水,他终究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完全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出仕。为此,柳永赴科考,题干谒词,进出豪门,奔波于京、杭、淮等地。柳氏以长调之体生动细致地描述沿途景致的美妙、旅途的寂寞、游子的相思、光阴的虚掷。代表作有《雨霖铃》(寒蝉凄切)、《倾杯乐》(皓月初圆)、《尾犯》(夜雨滴空阶)等。柳永大概没有想到,由于漫游,竟带动了词的传播。在科技尚欠发达的古代,信息的传递是与交通运输的速度同步的。正因为柳永来到汴京这个当时人才、信息最集中的京城,柳永的名声才有可能远播并直达上层统治者;亦正因为柳永漫游四方,柳词才能随各地歌妓的传唱而声名远扬。柳永死后,江南一带还流传着众歌妓春风祭柳七的故事,正是柳词在京都以外传播的明证。如果说,前述两类词深受世俗社会的欢迎,那么羁旅行役词则为柳永在士大夫阶层赢得无穷的声誉,不管当时还是后世多少文人学士对柳永的人格及其俗词提出质疑甚至嗤之以鼻,他们都无法忽视或否认羁旅行役词艺术上的成功,由此而形成柳词传播接受史上奇特的景观:毁誉交加、褒贬参半。
      至于语言的俗化,包括市民口语入词、副词的频繁使用、代言的表达模式等,明显就是为了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歌妓演唱和市民阶层的接受而有意为之。上层社会对此极尽贬斥之能事,终于酿成文学史上绵延千年的柳词雅俗之辩。可见,词章内容也即信息是传播的核心环节,对信息的传播、受众的接受、传播的效果等方面具有质的规定性。
                                 三  柳词的传播与反馈
      柳词的传播在不同的接受群体(即受众)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差距之大、褒贬之迥异令后人惊讶、迷惑。下文将着重分析上层统治者、士大夫阶层的接受和反馈,从中探讨柳词的传播效果。
      受众虽不是作为固定的群体而存在,但由于性别、年龄、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别,受众会自发的形成不同的接受群体,诸如妇女与儿童、少年与老年、贵族与贫民等。北宋初五十多年的和平时期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至仁宗朝时社会富庶,享乐风气盛行,柳词可谓应运而生。随着世俗社会的广为流布,柳词直捣皇宫,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11]4“天下咏之,遂传禁中”,说明作为享乐的个体,皇帝与普通市民有相似的嗜好。晏殊、苏轼、秦观、李清照等上流阶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柳词的接受者。但是俗名远扬的同时却让他承受深重压抑和打击,以仁宗皇帝、晏殊丞相为代表的上流社会对柳永其人其词大加鞭笞并进而影响了柳永的人生历程,这一切都因词章而起针对词章而来。青年柳永曾因科考失意而作《鹤冲天》,以激愤的心情表达他的不满、自傲以及追求享乐的人生态度,引致仁宗皇帝的恼怒并将柳永临轩黜落。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另据严有翼《艺苑雌黄》载:由是柳永不得志,“无复检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柳永一生对仕途的孜孜以求看,《鹤冲天》不过是年轻气盛的负气之言而已,“奉旨填词”也只是自嘲之语吧。心有不甘的柳永面谒晏殊,却被奚落而归。宋人张舜民《画墁录》云: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彩线慵拈伴伊坐”是《定风波》(自春来)中的词句,此词属代言体,描写少妇闺怨题材,甚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却与晏殊丞相所认定的传统妇德相悖,致使面谒的失败。
      仁宗和晏殊何以对柳词既接受、喜好而又排斥、贬黜?这大概可从美国传播学者默顿(R.K.Mdrton)提出的角色丛理论中得到解释。默顿认为:一个个体是一丛角色的聚合,通过不同的角色这个个体同其他各种不同的人联系起来。例如一位节目主持人,在工作单位是电视台员工、受众代言人;在家里是妻子、母亲、姐妹。以这一理论观照上述二例,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皇帝与丞相也同常人一样有娱乐的需要,这是他们接受柳词成为受众之一的基础和原因;但作为统治集团的领袖人物,支配他们的是正统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落实到文学欣赏上,就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柳词无疑与此深度相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他们难以容忍柳永这样的无行士子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而市民阶层的普通受众,少受诗教的制约,他们喜爱柳词的通俗易懂直达心扉,也即南宋王灼所说的:“不知书者尤好之”。这一质的区别,导致柳永既“盛名满天下”,又多次遭贬黜。
      至于柳词在士大夫阶层的传播接受,情形亦相当复杂,实难一言以蔽之,苏轼、李清照的态度也许可以一斑窥全豹。生于仁宗景佑四年的苏轼约比柳永年小半百,因之苏轼有机会见证、感受柳词传播的盛况;而50年的时间距离,则足以提供理性思考和准确评判的可能。据宋人俞文豹《吹剑录》记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这段话提供了几个信息:其一,柳永成名很早,苏轼40多岁被贬黄州后才开始作词,相距应有70多年,此时柳永早已亡故,但柳词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流行,普通一介幕士即能准确地抓住柳词特色并与苏词进行比较;其二,苏轼的询问,明显带有与柳词一比高低的心理。以苏轼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文坛领袖的声誉,远非柳永所能望其项背,为苏轼所倚重的应是柳永的词名,并于无形中对苏轼造成一定的压力。其三,幕士抓住二者特色以及不分轩轾的评价让苏轼大为称心,因而“为之绝倒”。
    词苑丛谈》则记载了另一则故事: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学柳七作词耶?”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
      秦观由是“惭服”。东坡虽以豪放词称霸词坛,其词作却以婉约居多,且其中不乏艳词,那么苏轼何以不满意门人秦观学写柳词呢?这就关涉到词的雅俗问题了。同为艳词,却有高雅与低俗之分。柳词以市俗语言为歌妓代言写心,审美情趣向市民阶层趋同迎合;而以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父子为代表的艳词,追求的是格调的高雅,语言的婉约、风格的典重。他们的词作,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惟其说气象;摹写艳情,含蓄蕴籍,高雅超逸。这与柳词的偎红倚翠,摹写风月狎亵之事有天壤之别,前者深得文人的激赏,后者则为高人雅士所鄙夷。
      作为一介文人,苏轼倾羡柳词的“一时动听,散播四方”的传播效果,并高度评价其雅词——羁旅行役之词;作为朝廷命官,苏轼自发自觉地贬损柳永的俗词——歌妓词,责斥门人秦观所为。同理,李清照作为杰出词人,高度评价柳词“大得声称于世”;而身为贵妇人,则无法不痛斥其“辞语尘下”。上述四人作为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具有影响力、活动力的“意见领袖”,他们对柳永及其柳词的评价具有再扩散和再传播的功能,并对追随者和崇拜者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从而奠定了后代对柳词评价的基调和走向。
      可见,传播以其广泛性、深刻性影响和决定了柳词的走向和评价,离开传播与接受,显然难以客观全面地反映柳词评价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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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