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岳芬

     内容提要: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论语》,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孔子丰富的传播思想,内容涉及传播与政治、伦理、人际关系,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传者修养,传播与反馈,传者与受者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游说之风盛行,随着社会传播活动的活跃,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传播思想。孔子本人就有游说诸侯的经历,《论语》在论述其哲学伦理思想的同时,涉及了传播的诸多方面,虽然它们尚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并非独立的传播理论体系,但其中蕴含的传播思想却不容忽视,它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并随孔子的哲学政治思想衣被后世数千年,对其进行梳理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1、传播原则
  儒家哲学是伦理型哲学,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观念,是建立在人伦关系架构当中的。“礼”规范人伦、道德并进而维护社会安定,道德、伦理与政治纽结在一起不可分割。“仁”、“义”、“礼”、“信”既是个人修养的基点,也是国家政治内容的核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 八佾篇》下文仅标篇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我们知道,“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象其他个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和情感”(麦奎尔),人际传播是随着人类社群的出现而出现的,有群体存在的地方,就必定存在人际传播,“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宣伟伯)。“礼”依存於人伦关系当中,礼的展开就是传播的过程,礼的原则也是传播的基本原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凡不符合“礼”的内涵的,就不要、也不能传播(非礼勿言);同时也不要、不能接受传播(非礼勿听)。即使勉强进行传播,效果也不好,因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篇》)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老实,纵使到了别的部族国家,也行得通;言语欺诈无信,行为刻薄轻浮,就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因此,对言论要特别慎重,“言不可不慎也。”(《子张篇》)此语虽是孔子学生子张所说,但也代表了孔子的观点。
     不但自己对言语要慎重,还要有辨别他人言语的能力,“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篇》)知命、知礼、知言是立足社会的根本,也是作为一个传者的基本要求。做人的德行亦与传播道德相通,“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阳货篇》)不要一味传播别人的坏处,居下位者不要毁谤上级。这既是“礼”的要求,也是孔子心目中传者必须遵循的原则,“礼”是参与社会传播的行为道德规范。
     违背礼仪的传播行为是孔子所憎恶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季氏用天子才能用的规格奏乐舞蹈,这么狠心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还有什么狠心事情做不出来呢!季氏使八佾舞於庭,既是娱乐,也传递了信息,表明自己是鲁国的强臣。越礼的外表包藏着政治的目的,这正是孔子所无法忍受的。“礼”的作用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协调与和合,只有坚持以“礼”来维持传播秩序,社会才能稳定安宁。传播秩序伴随礼仪的要求,提升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这只有放在伦理的框架之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依照“礼”来正名分,就会名正言顺,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子路》)正名定分,人际关系理顺了,人际传播也就畅通了。

     2、传者的修养
配合浓重的伦理色彩,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成为《论语》固有的特色。落实在传播活动中,传者的个人修养、品德和政治态度,决定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制约着传播的效果,成为传播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能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这里所指既是统治者、从政者,也包含着传播者。只有个人修养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政出令行,传播才能达成效果。
     为了正其身,故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学而》)反省是思想上的准备,学习则是知识的准备。“学而不厌”(《子罕》),“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学而》)是学习的态度;“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即历代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忠心和信实,这是学习的内容。在历代文献中,孔子看重的是诗、书、礼、乐、易——“兴于诗,立於礼,成於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卫灵公》),“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除了向书本学习,还要向有道德的人看齐并改正自己的不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仁人君子:“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於天下为仁”(《阳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有了正直的品格,才能在社会上生活,才能参与传播,才能通过传播去教育别人,因为人际传播与传者内在的人格涵养紧密相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说“何有于我哉”(《述而》)。人际交往的时候,“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凭空妄测他人,不要绝对化,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惟我独尊。而是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法言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  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子罕》)凡符合原则的批评性的话,能够不听吗?听了能改才可贵。迎合己意的话,能不喜欢听吗?听了能加以分析才可贵。孔子所侧重的是人格修养,但很明显这里已经涉及传播过程中受者的判断和态度了。
     在以人际传播作为传播的主要手段的时期,传者的修养品行对传播的效果有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3、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在《论语》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样建构在其哲学、伦理思想的框架之内。在传播过程中,既要注意传播的内容符合“仁”的内涵要求,又要注重表达形式美。“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形式虽然重要,但要以合乎“仁”、“礼”为前提:“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应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做人如是,传播亦然。
     孔子心目中上古的圣人是:“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古者言语不轻易出口,就是怕自己的行动赶不上(言语)。可见言行一致与文质相称,道理相通。以此为标准,《公冶长》记载孔子与人讨论冉雍这个人——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针对有人说冉雍有仁德却没有口才,孔子说,何必要口才呢?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常常被人讨厌。冉雍未必仁,但为什么要有口才呢?与此相对应,在《雍也篇》,孔子又说:“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於今之世矣。”假使没有祝鮀的口才,而仅有宋国公子朝的美丽,在今天的社会恐怕不易避免祸害了。前者孔子似乎反对外在的形式,后者却又强调外在形式的重要性。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孔子看重的是内容与形式恰到好处的配合。子贡与卫国大夫棘子成曾经讨论文与质之间的关系,棘子成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革享。"(《颜渊篇》)棘子成认为君子只有有好的本质便够了,要那些文采(仪节、形式)干什么?子贡认为对方这样谈论君子,可惜是说错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质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若把虎豹和犬羊两类的兽皮拔掉有文采的毛,这两类皮革就很少区别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虽是孔子学生的看法,其实也代表了孔子的观点。孔子也有直接的论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篇》),德(内容)是最基本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篇》)郑国外交辞令的出笼经过多人的拟稿、提意见、修改、最后郑子产做文词上的加工润色,孔子对郑国重视外交辞令持欣赏的态度。可见,内容与形式都不可偏废。孔子所真正讨厌的是强嘴利舌之人:“是故恶夫佞者。”(《先进篇》)
      毫无疑问,孔子充分认识到形式、言语的重要性,只不过他反对言过其实,反对巧言令色,反对以形式凌驾于内容之上。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文质彬彬,内容与形式相称。但是孔子主张的传播内容是以道德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为价值标准的,在《子路》篇,孔子与叶公讨论“直率”的问题,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忠”,所以说父亲偷羊,儿子应该为其隐瞒,这才是直率,父子互隐,直在其中。从孔子的思想体系看,其伦理建构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奴隶主国家,在其伦理价值判断中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他是从政治的角度谈论伦理的,同时又是以道德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虽然孔子针对的是如何为人子的伦理问题,但不管其是否意识到,“隐”与“不隐”,实际上涉及到了传播界限和传播范围的划分,也就是传播内容的选定,而界限的划分以及内容的选择则以伦理道德为准绳。孔子对郑声的态度出于同样的原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所谓“郑声淫”,说穿了就是郑国音乐不符合道德标准。凡是不符合文、行、忠、信的伦理道德标准,有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内容,则要坚决反对。
      在传播观念的问题上,首先是“传播什么”,即廓清哪些是应该传播的,哪些是不应该传播的,孔子以“父子互隐”的伦理价值判断作为划分传播与否的标准,传播自然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为伦理服务,为政治服务,这就是“直率”!也许可以这样说,“父子互隐”开了后代传播为政治服务的先河,是否属实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有益于集团的利益。

      4、传播的方式方法
手段是达成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传播过程中,正确地使用各种手段,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虽零散,但涉及的内容丰富广泛: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篇》)对传播内容要进行判断以及判断的原则。
      子曰:“可与言而不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也不失言”(同上)说的是如何把握传播时机的问题。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传播不同的内容。这是做为传者应掌握的传播技巧。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篇》)当政治清明的时候,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当政治黑暗的时候,行为正直,言语谦顺。这既是做人的道理,也说明了在不同的传播环境下,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在《乡党》篇,详细描述了孔子在不同场合里不同的表现:“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孔子在本乡非常恭顺,好像不能说话的样子。在宗廟里、朝廷上,孔子有话便明白流畅地说出来,只是说得很少。上朝的时候,用不同的态度同上、下大夫说话,当君子来的时候,又表现出心中不安的样子、行步安详的样子。这些既描述了孔子为人处事的不同态度,也表明孔子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活动场合要采取不同的传播态度。也许我们不赞成孔子的具体做法,但孔子对传播场合的关注却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先进》篇中,孔子批评学生颜回对老师所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无所不说”,这样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希望学生对自己的教育、传播行为提出反馈意见,而且要求是负面的意见,而不要一味地赞同。这表明孔子已经自觉地重视受者对传者的反馈意见。
      此外,孔子对传播效果也有精确地论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当太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当结尾演奏关雎之曲的时候,满耳朵都是音乐呀!孔子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最知名的评述当数《述而》篇所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听觉的享受竟然深刻地影响了味觉的感知,这也许是有关通感的最早的描述。不论是对学业的态度,还是对传播的结果,应取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这才是聪明智慧。作为受者,还应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篇》)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这样的“知”,就仅次于“生而知之”了。孔子已经注意到、并且感受到传播效果对受者的影响。受者是传播活动的接收器,一切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影响受者的思想和行为。
       除了对传播活动的诸多方面进行论述之外,孔子还通过整理古籍和“有教无类”的教育活动,传播其思想体系,儒家在先秦已成显学,其传播效果的显著当是不容置疑。孔子的传播思想,虽然只是一些基本观点,尚未形成独立的传播理论体系,但它涉及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除了《论语》之外,在《礼记》、《左传》等典籍中尚有相关论述,至于儒家的传播思想,更包含了孟子、荀子等人在内,实是一份不容忽视的宝贵遗产,值得后人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北京出版。
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武汉出版。
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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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解读孔子的传播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