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flection on the Nega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Effects of TV: A Platonism Media Critical Tradition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4级博士生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李立
     Li Li, Ph.D, (2000-2004)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Lecturer, Cheung K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tou University
[摘要] 对电视所导致的消极社会文化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是媒介批评中的重要传统,在文化批判研究和媒介文化研究范式里,这类批评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它们的积极意义是借助批判保证了文化的活力,但这种柏拉图式的批判传统往往表现出文化悲观论的局限,具有夸大和过度悲观的倾向。
Abstract: It has been a critical tradition of media critics to mak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negatives social and cultural effects brought forth by TV. In the paradigms of 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and media studies, such kinds of critics have acquired many important achievements. The positive side of these critics is that critics foster the vigor of the culture. But this kind of Platonism critic tradition often shows its limitations in its cultural pessimism, which inclines to be exaggerated and excessive pessimistic.
关键词:电视批评 社会文化后果 柏拉图式的传统 文化悲观论
Keywords: TV critics, social and cultural effects, Platonism tradition, culture pessimism

 

      1938年,电视离真正摆脱作为无线电广播微不足道的附属物的地位还有十年左右的路要走,它还没象后来——确切地说是自二战后开始并一发不可收拾地——那样整体性地进入社会生活并显示其强大的影响力,进而被人们称之为“媒介之王”。而从为数不多的电视接收机小型的屏幕上闪动着不甚清晰的图像上,敏感的美国散文家E•B•怀特就预言般地说:“我认为,电视是对现代世界的考验。我们通过这个崭新的机会看到了视野以外的事物,从中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前景:或是破坏安宁,使世人再度陷入煎熬难忍的困境;或是灵光照寰宇,福自天来。电视将使我们屹立不倒或使我们沦落,这是可以断言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电视在随时吸纳迅速发展的新技术的同时,大量地传播着各种信息,并且还制造着新的意义,成为各种力量中最有效地总体性形塑和改造社会文化的力量之一。它声画兼备传播迅速覆盖广远,誉之者将其看成“现代的赫尔墨斯神”,从心底感叹其“灵光照寰宇”,  对大众来说是“福自天来”。
但怀特认识到的“电视是对现代世界的考验”还可能有电视“使世人再度陷入煎熬难忍的困境”这一面。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新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导致媒介生态产生了极大变化的情况下,电视的“媒介之王”的地位已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它对人类的考验却依旧是一个需要人们不断思考和审视并试图去回应的问题。
      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电视的社会文化后果,是媒介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戴维•白金汉(David Buckingham)认为,今天对媒介负面效果的种种讨论,都是柏拉图传统的延伸 。大约20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议要将戏剧诗人排斥在他的理想国之外,因为他担心这些诗人的丑化神灵的不道德故事会对敏感的年轻人产生影响 。这和媒介批评的研究立场是相符的,媒介批评的研究立场是一种解释的、反思的、自我反省的立场,它不是对文本的质量高低或者提高智力的要素进行经验式的阐述 。反思电视的消极社会文化后果,在电视批评中历史悠久并有深远影响。它接续人文思辨传统,且伴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是一种对媒介文化与社会历史之关系的宏观思考,既尖锐有力度,又不免有文化悲观论所具有的问题和局限。
      电视批评因其丰富复杂而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别。在基于学术层面的批评、基于感想层面的批评和基于观察层面的批评这三种类型 中,对电视文化社会后果的反思当隶属基于学术层面的批评;在苗棣等于《中美电视比较》中所划分的媒介性批评和学院式批评的类别中,它主要是以学院式批评的方式出现。
      对电视的批评常常是和对媒介文化的研究和批判紧密结合联系在一起的。史蒂文森把大众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它们分别是批判研究、受众研究和媒介研究。有学者梳理了这三种范式在电视文化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并指出,由于文化可以涵括一切,于是,“电视文化”的研究也就等同于了“电视”的研究,所有与电视有关的物质技术的、制度的、精神的各个层面都得以融入其间。 这三种范式中,批判的受众研究多属微观层面,他们一般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受众的收看、收听和阅读行为及其愉悦上并进行阐释;文化批判研究则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以及公共领域等;媒介文化研究更是从大尺度上,探讨电视对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所以在对电视的社会文化后果的反思这一层面上,后两种范式的研究所获颇丰。
      将文化批判运用到电视批评方面,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此外还包括了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
      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George Gerbner以及其他人一起写了名为“如何看电视”(1954)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剖析美国电视的批判性、分析性方法 。同年,阿多诺撰写了《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在他看来,电视产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多重结构体,其背后隐藏着潜在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向观众灌输,叫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毒害。阿多诺通过综合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的观念,不仅发现了电视的客观结构(节目)是如何与商品生产和分配逻辑相关的,而且揭示了电视媒体使用的内化过程,即意识形态被缝合在结构的背后反复传播,形成大众稳定的社会心理。 阿多诺的文章应该算是最早的电视专论,是为电视文化批评的源头。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1962年发表了他唯一一部关于大众媒介的完整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用以指称介于国家活动和事会事务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们可以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自由地表达和公开自己的意见。在现代社会,媒体本可扮演公共领域的角色,并通过传递和表达公众舆论,对国家活动和社会事务加以调节。
      然而现实是否如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18世纪欧洲的咖啡馆和沙龙里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后来,报纸成为政治交流的主要社会空间。但是,19世纪7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使报刊彻底商业化。原来寻求理性、揭露政治统治的报刊,已经沦为利用经济和政治的各种机制的操纵来加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更不可能让人参与。现代的文化是一种漠视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的文化——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公共领域被重新封建化了。有学者指出,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扩张,不仅没有承担公共领域的职责,反而最终导致公共领域的消亡。他们认为在现实环境中,电视的生产和流通被社会政治、经济权力阶层所控制,难以形成开放的话语空间和自由通畅的交流渠道。在信息内容与流通被控制的同时,电视传播的单向模式也很难反馈观众的意见,公共领域赖以形成的条件均遭到了破坏。于是在政治权力、经济逻辑的支配下,公共领域就消失在现存社会的权力结构中。
      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对电视和大众文化持悲观和激烈批判的态度。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后期作品中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并把它运用于电视的分析。他认为从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看,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
      布尔迪厄成书于1996年的《关于电视》对电视这种占据现代大众传播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布尔迪厄认为,文学场、艺术场、政治场、经济场、司法场、科学场、新闻场等专业场域构成了“知识场”这个人类知识之总结构,而传媒常常构成对其它场域的入侵,“电视的发展在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在其他文化场中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及其强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是无法相比的”。 通过对新闻场的透辟分析,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在当代非但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还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甚至对政治生活和民主还有不小的危险。
      延续英尼斯的思路,麦克卢汉把对媒介文化的焦点从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转向关注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从麦克卢汉那里获得灵感且被称为“法国麦克卢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其思想却和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大相径庭。波德里亚虽与麦克卢汉一样也强调技术在主体间性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但他借用麦克卢汉的“内爆(implosion)”和他自己所使用的“仿真与拟像(simulation and simulacrum)”、“超真实(hyperreality)”等概念,为当代社会描绘了一幅堕落的拟像社会的可怕场景。在这个社会中,媒介技术用“永久的电刑”创造的虚幻世界取代了真实的世界,制造了“完美的罪行”。
      约书亚•梅洛维茨也是在麦克卢汉的影响下发展出他的媒介观的。在《消逝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又译为《空间感的失落》)一书中,梅洛维茨结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Irving Goffman)的情景理论,并且沿袭了麦克卢汉将媒介技术是做社会变化的动因的基本立场,提出了媒介情景论。他认为有必要将媒介研究与社会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关于媒介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理论应该回答如下问题:那些只是创建人们之间和地点场所之间的新联系/连接的技术,为何及如何会导致社会结构或社会行为中的任何根本性转变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他将情境定义为信息系统,并认为每一种独特的行为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混淆了区分不同情境的界线,将那些只适合某些人观看的演出原封不动地搬给了整个社会来看了。其结果是,社会至少从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化:从群体身份的角度看,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出现融合;从角色转换的角度看,成年和童年之间的界限发生模糊;从权威变化的角度看,正值英雄降为了普通百姓。
      电子媒介给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童年所造成的影响是媒介文化视野下电视批评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比如戴维•艾尔凯德(David Elkind)和他的《萧瑟的童年:拔苗助长的危机》(The Hurried Child)、玛丽•威妮(Marie Winn)和她的《失落童年的儿童》(Children without Childhood)、尼尔•波兹曼和他的《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和他的《消逝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巴里•桑德斯和他的A is for Ox以及雪莉•斯坦格(Shirley Steinberg)与乔•金哲罗(Joe Kincheloe)和他们的《儿童文化》(Kinderculture)。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在电子媒体时代,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已被剥夺了童年。这当中尤以厄尔•波兹曼和他的《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最有代表性。波兹曼通过对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不同特征的对比分析,哀叹这个“印刷品如何创造童年,而电子媒体又如何使它消逝的故事”。 他指出,在电视时代,儿童已经被成人的符号世界所包围。孩子和大人们一样置身于暴力、色情画面和肥皂剧面前。“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童年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并且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
      在批评甚至讨伐电视的声音中,某些人因其特殊的经历和地位而获得了特别的关注。曾任肯尼迪、约翰逊两位总统外交政策顾问即科学顾问,后出任过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及其观点就是一例。1993年,在其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布热津斯基的警世之言中包含着大量的对电视的批评,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布氏认为,在大失控和大混乱的总体趋势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也失去控制。具体表现为:其内容“逐步得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以及日益失去控制”。而且,电视“刺激了全球群众在物质上的攀比欲望。” 此外,电视还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精神危机”,因为它颂扬自我满足,“贪婪就是好”,告诉人们如何迅速致富,于是,持久的信仰原则被时髦的口号所取代,而无所不包的信条则让位给空洞的渴求……总之,“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
      在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支持下,借助媒介研究的成果,电视批评展开了对电视的社会文化后果的反思和研判。在进行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之时,首先要问的问题是,电视作为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构筑者,将会把社会文化带往何方?德国学者彼得•克斯洛夫斯基在《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后现代文化毋宁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文化,它能够用人道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同时又保持与往昔、传统的平衡。同样,这也应该是电视批评进行价值判断和理性审视的标尺。
      可以说,这些对电视消极社会文化后果的反思和批评是柏拉图式的媒介批评传统在电视批评领域的延续和表现。其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是显见的。媒介批评的角色就像是医院的一台透视仪器,探视媒介——社会的机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并且用一套批评的话语给予探视结果以描述,提供反思和思考的问题。 媒介批评保证了文化活力的持续,正如科塞所说,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或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或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的文化。
      但是,不能不看出,这种媒介批评的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很多揭示媒介文化消极影响的批评容易陷入夸大和过度悲观以及泛道德主义的泥潭,而且在指出问题时深入透彻,但在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方面明显不足。它们有着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戴维•白金汉)所批评的一系列关于“童年之死”理论的相似缺陷——它们为积极介入或转变提供了非常有限的理论基础,而且总是陷入一种对于未来夸大的宿命论中去;它们所给出的说明最终不过是过度简化和单一向度的,无法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任何基础;这些理论有效地保证了它自己的绝望; 泰勒•考恩对文化悲观论的批评也适合这些媒介文化悲观论:文化悲观论者在批评商业化的不良效果时言词最强烈,在建议可供选择的办法时表现最软弱。
      有趣的是,如果把柏拉图式的批评在媒介批评中的体现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就可以发现对电视的消极社会文化后果的批评其背后的确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自柏拉图以来,公共道德家和哲学家都批评戏剧和诗歌,认为它们产生使人堕落的影响。在出版问世之后,书籍成为一种常见的攻击对象。在18世纪和19世纪,新添的攻击对象包括小说、书信体言情作品、报纸、歌剧、音乐厅、摄影术和器乐艺术名家——如李斯特和帕格尼尼。在20世纪,无线广播、电影、现代艺术、职业运动项目、汽车、电视、节奏布鲁斯、摇滚音乐、连环漫画、音乐电视录像、说唱乐、电子游戏成了替罪羊。每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都受到谴责,被认为会使我们国家的青年堕落,是提倡过度感官刺激、进行政治颠覆和鼓吹道德相对论。

  [英]罗杰•迪金森 等 编 单波 译:《受众研究读本》 华夏出版社 2006年6月 第2页 译者序
  [英]罗杰•迪金森 等 编 单波 译:《受众研究读本》 华夏出版社 2006年6月 第140页 [英]戴维•白金汉 《关于儿童与电视研究的批评性概述》
 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5月 第3页
 谭舒、董天策:《媒介批评:疑问与思考》 《新闻记者》2003.6
 易前良:《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现代传播》2006.5
  Douglas Kellner《论库克.黛博拉的﹙再论文化工业》》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1350
 易前良:《西方电视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现代传播》2006.5
 参见[德]由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参见Peter Golding &Graham Murdock, 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see M. Bannett (eds.),1979,Ideology and Culutural Production, Croom Helm
  [法]布尔迪厄著 许钧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22页
 大卫•帕金翰:《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张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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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60页
 李岩:《媒介批评: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页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大卫•帕金翰著 张建中译:《童年之死:在电视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
  [美]泰勒•考恩著 严忠志译:《商业文化礼赞》,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2页
  [美]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2月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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