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洁玲、袁漪琳)轻轻脱下手表,时而竖起大拇指,时而挥舞双拳对击,“一板一眼”的演讲竟可以变得如此欢畅洒脱!11月15日晚,故宫博物院专家王军老师讲述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蜕变”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专家的“跨界”。

从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到调研研究故宫的规划,王军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等与城市规划相关作品。有人说,他已经由一名记者成功转型为城市规划的专家,而他却更乐意被称为“专家型记者”。那么作为一位“专家型的记者”,又是如何从新华社到故宫博物馆呢?

“当记者是让人羡慕的”

“如果历史是一台戏,你们就是坐在最前排的观众。你们要像一个外星人一样看这个地球表面上的生存状况。”王军老师说。

在王军刚当记者的时候,经常开完会就听见有人和他说“有人找你”。来找王军的多半是老百姓,因为他作为新华通讯社的记者,可以写内参,帮助老百姓反映情况。

“我们不是老大爷老大妈,八卦完就好了。我们是生产队,工作做内容生产,做内容生产就要有内容生产的样子。”在新华社,记者被强制性研究政策,一篇稿件的新闻深度与价值在于报道者把这件事放在多大的背景下。

在新华社的记者生涯,帮助王军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相比现在市场化环境下,媒体记者把动态跟踪当作基本工作面,这样很难形成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他用自己朋友的经历来举例道,例如他的一个写过很多优秀作品的朋友想把自己稿件汇总时候发现,最后竟想不到给这本书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离开新华社是顺理成章的事”

王军觉得当记者“记录重要信息”是一件开心的事,而“跳槽”到故宫调研、研究也是“为地球上存在的人努力工作”。王军说:“人类常常被自己喜欢的东西干掉。”他特别想把“五四”前后两个不同的中国写出来,为人类21世纪探索一个解决方案。

王军表示,现在的社会出现一种太碎的分科,如“管工业的人不管市场价格,管市场价格的人不管税收,管税收的人不管公约”,这样不成体系的情况很难形成专业性。在新华社里,基本调研这一重要传统被沿袭下来,王军在城市规划中调研了多个方面,比如中轴线而建的中国建筑与中国的“中”字关系。对于王军来说,在新华社所做的工作与城市规划的调研异曲同工,他所在做的都是研究事情的价值。

“看到老师对记者这个行业的热爱以及当记者的经历,改变了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看法。以前一直以为自己不适合当记者,现在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下。”新闻专业2015级学生陈宛钰在讲座中得到了“醍醐灌顶”般的收获。

“人类最伟大的(事情)是沉淀在书本中”

据王军老师回忆,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到一百斤。每天只吃免费的粥、一个馒头、一点花生,五十块钱的生活费仅花费十块,“从牙缝里挤出”买书的钱。只因“读书是无比幸福的事情”,他“衣带渐宽终不悔”。

王军老师建议同学们在读书的时候把手机调为静音,要不然脑袋刚想到一个问题,手机刚好响了,这时候刚想到的问题会突然被遗忘,整天看手机就好像是把自己脑子栓在别人的裤腰带。

王军和一位美国朋友聊天时候,都觉得现在写长句的、阅读长句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事实上,人们在看手机的时候,大脑启动的是“读图”模式,而不是“读段落”。同时,在用电脑、手机看文章的时候,屏幕上经常会跳出一些东西,让你会忍不住点击,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线性思维会被打断,而读书则能够帮助人建立线性思维。

读书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第二种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今大学生读书的时候首先要达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的境界,多读书去看看别人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没做,比如他在大学的时候抱着书苦思冥想“中国转型”的相关问题,现出版了《历史的峡口》这本相关书籍。

谈罢自己“混迹”新闻业和博物院的“江湖往事”,有同学问及王军老师对正处在中国转型的“我们”有什么期待的时候,他衷心寄语:“你们很幸运地见证了中国的转型。因为你们的存在,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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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从新华社到故宫博物院“专家型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