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9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内江10月29日电(刘贤 任友 胡晓)今年是中国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百年诞辰,范长江的故乡——四川内江修建的范长江故居纪念馆日前正式开馆,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座缅怀新闻界人士的纪念馆。范长江亲属、新闻界代表近日齐聚内江追忆其足迹。本网特别专访了范长江四子中唯一继承其新闻事业的次子,即曾为中国新闻社资深编辑、记者,现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授的范东升,去了解一个儿子和一个新闻人眼中的范长江。 

 

家中开会 父亲严厉又幽默

  作为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开朗热情、善交朋友,在其故交同事中皆有口碑;而作为一位父亲,范则严厉与幽默相济,颇与一般家庭不同。

  那时范家常会不定期地召开家庭会议,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题,全家老幼上下以致范东升的奶奶都得参加。范东升回忆说,父亲每次都会说“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批评你们,你们也可以批评我嘛”。“不过经常是我们检讨自己在家或在外惹祸,然后父亲带头表扬奶奶热爱劳动。”

  范东升笑着说,父亲批评人的时候是很严厉的,看到他生气的眼光时都不敢出气,但他平时对家人也很幽默,爱讲笑话,常开怀大笑,竟至于“好像房子都震得嗡嗡作响”,他说,“这样的坦荡率直的家庭氛围对我们影响很大”。

 

严以责己 悬挂《观刈麦》自勉

  范长江办公室中挂有多幅字画。其中一幅是范长江手书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还有一幅是范长江岳父沈钧儒先生手书白居易的《观刈麦》诗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范东升说,从他还不认识字的时候起,父亲的房间里就挂着这幅字。

  正如《观刈麦》中所写的,范长江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国家按照规定出钱给他家修整房子,范长江却认为“自己住房子为什么要公家出钱?”最终坚持自己付款。范长江还觉得自己的工资太高,因而将自己工资中的一部分留出来,攒到一定数额作为捐款上交。甚至在家里设立“捐款箱”,要求孩子们将自己的零花钱也捐出来“支援亚非拉人民”。

 

参军读书做记者 都为寻找中国的出路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尹韵公发文,质疑范长江在1927年的“南昌起义”后做了逃兵,范东升对此事进行了特别说明。

  范长江十七岁曾参加南昌起义,在部队的学生营做班长,营长是四川内江的老乡,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加入的是共产党军队。之后部队在战斗中打散了,范长江曾一度流落街头,后考入南京中央党务学校继续读书。

  但范长江在还有半年即将毕业于这座中国当时的顶尖政治学府时,因不满学校在抗日方面的暧昧态度和政府腐败现象愤而离校,不愿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系统中工作。

  无论是参军还是读书,范长江一直在探寻着中国的出路。据范东升介绍,范长江在中央党务学校时期就认识到“抵御外敌,须了解内情”,并由此对中国西部地区情况开始产生兴趣,随后又在北大读书期间查阅研究了大量相关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等资料,一九三五年,以《大公报》“只拿稿费,不领薪资”的特约通讯员身份只身前往中国西北各省,报道了当地战乱丛生、饥民遍野的民生与社会状况,同时首次以客观真实的态度报道和分析了红军长征的动向。

 

回忆陕北之行 最敬佩周恩来与陈毅

  一九三七年二月,范长江作为《大公报》记者闯入西安古城,报道著名的“西安事变”,并受中共之邀前往延安访问。经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写出了《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传世名篇。

  范东升说,父亲在报道西安事变时见到的周恩来是他生平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深深地被周超凡脱俗的人品与待人诚挚的态度所感染。他曾说:“我一生最佩服的就是周恩来和陈毅两个人。”后来周恩来也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范东升回忆到,有一天父亲在家里加班至深夜,母亲催着他就寝。此时接到一个电话。父亲接完电话后非常激动地说:“你猜刚才谁来的电话?是周总理。”父亲说完不禁感慨:“我们都要睡觉了,看周总理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呢。”

 

忧民情怀 浸透骨髓传递后代

  范东升眼中的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即使五十年代后他不在新闻岗位上了,仍然不分昼夜地工作,经常看到他书房的灯光深夜仍在亮着。这样的父亲在儿子心中有着模范的意义。

  范东升读小学时,父亲下乡工作住在一户农民家,与那个农民的儿子杜阿根成了朋友。回家后要求范东升与杜阿根交朋友,写信交流彼此的学习和生活。

  范东升说:“我当时特别诧异,父亲为什么要为我介绍这样一位农民的儿子。父亲要让我在城里上学时,仍不忘在农村有的孩子连一本书都买不起。他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已经浸透到整个感情中,并且传输给我们,这对我从事新闻工作影响很大。从小就心存这样的理念:做记者就要关心弱势群体和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这种道义感应该放在最高位置。”

  范长江曾说,记者要有健全的人格,“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回忆父亲的一生,范东升说,“父亲确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着寻找中国的出路,为着‘用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而坚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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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东升眼中的父亲:忧民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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