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纵横

The First Australian Newspaper and the Early 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New South Wealth

澳大利亚报纸的缘起及早期的新闻自由

在西方报业的发展中,澳大利亚享有独特的地位。这不仅在于它孕育出当今首屈一指的西方传媒大亨默多克,也不仅因为它在世界十大日报中占据两个重要席位,还在于其印刷媒体的垄断程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目前是“最高、最令人瞩目的”。

西方的报纸多为私人企业的产物,然而澳大利亚最早的报纸却是政府行为的结果。1803年问世的《悉尼公报》( Sydney Gazette)从编辑、印刷到出版均由一名囚犯承担。这是澳大利亚报刊史的另一奇特之处。

在对西方报业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欧美。澳大利亚报业尚未进入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默多克在世界传媒中急剧上升的地位,人们对澳大利亚开始刮目相看。然而,尽管各种版本的默多克传记频频问世,但有关澳大利亚报刊史的研究仍然是风毛麟角。这种弱势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存在于澳大利亚本身。昆士兰新闻学教授何宁汉( John Henningham)指出:200多年的澳大利亚报刊研究尚未产生力作。

宏观的情况虽然不景气,但在澳洲早期报纸的研究方面却已有一些建树,其中包括:邦威克( James Bonwick):《早期澳洲报刊史);福克森(J. A. Ferguson):《侯氏父子和他们的报纸》;沃克(F. B. Walker):《新南威尔士的报刊1803-1920);奥施如姆(Nic Van Outshoorn):《澳大利亚报刊简史》;布莱尔( Sandra Blair):《悉尼公报及其同代出版物:1803-1842》。相关的重要杂志文章包括:周思( Pyllis Mander Joes)撰写的《澳大利亚的第一张报纸》以及拉克( Clem Lack)撰写的《著名澳洲编辑和记者:澳大利亚报刊史的重大篇章》等。

早期争取新闻自由的历程是澳大利亚报刊史的精华。在该领域的重要研究研究除上述著作外还包括:米勒( Morris Miller)的《报人和总督:早期塔斯曼尼亚的编辑和作家们》;皮特( George Pitt)的《南澳报纸1936-1859》;明内(J. M. Meaney)的《总督布里斯班和新南威尔士的报刊自由1824-1835);安德森和吉尔( Margaret Andrew Gill)的《1838年天鹅河卫报或西澳自由报》,维斯(A. G. Davies)的《昆士兰的先锋杂志及其记者》。以上著作多以各州独立的报业为研究焦点,只有邦威克做了宏观综述。遗憾的是,邦威克的研究只是一种平行描绘,缺乏比较分析和理论概括。

在澳洲报纸商业化的有限著述中,沃克(A.B.Walker)的《昨天的新闻:1920-1945年新南威尔士报刊》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尽它具有时间的司限性。此外,享利 梅耶( Henry Mayer)的《澳大利亚报刊史》,以及一些论文如高顿(W.M.Cordon)的《面对澳洲报刊发展史》、何宁汉的《报业》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对澳大利亚独立报业或媒介寡头的叙述分析方面,有索特(Gavin Souter)对费尔费斯( Fairfax)、蒙斯特对默多克、塞耶斯(C.E.Sayers)对塞米(David Syme)的研究。一些历史悠久的报纸的自身报史也包含有不少精彩内容。

本文对澳大利亚自1803年到18?年的报业情况进行简要回顾,重点集中在先锋报纸和报业争取新闻自由方面。本文运用大量历史第一手资料(包括报纸本身提供的信息),将一些争论纵深推进。作者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但又有一些新发现。比如,在探讨澳洲第一张报纸《悉尼公报》的命运时,前人的研究焦点多在印刷匠乔治·侯身上,本文在探讨乔治命运的同时,也强调了总督的历史作用。在描述澳洲为新闻自由而斗争的一节中,着重展示了同时期英国新闻事业对南大陆殖民地的直接影响,这正是传统研究所忽视的。

《悉尼公报》—— 澳大利亚的第一张报纸(1803-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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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英国决定将国内的囚犯流放到南半球的新大陆——今澳大利亚。这片广袤的土地包括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西澳、南澳和塔斯曼尼亚6个州。

1788年,英国输送因犯的“第一舰队”在新南威尔士植物湾登陆。在11艘船组成的舰队中装有一台印刷机,但该印刷机直到1795年才被政府启用。耽搁的原因可能是早期殖民主义者忙于在陌生荒凉的土地上求生而无暇他顾。此外的一种可能是,首任总督菲力普(Authur Phillip,1738-1814)无从找到一名印刷匠。

1795年,第二任总督亨特(John Hunter, 1737-1821)走马上任。此时,殖民地已趋于稳定。总督决定建立一个印刷所以便发行政府文件和各项规章制度。他任命了一名有几分印刷技艺的囚犯乔治·休斯 (George Hughes)充当政府印刷匠,休斯的主要工作是印制政府通令。

休斯在历史上只留下很少记录,他在1800年后的命运无从考证。1801年左右,休斯的职务被一个新来的囚犯乔治·侯( George Howe)接替。侯的出现使休斯相形见绌。

乔治·侯生于西印度群岛。他的父亲托马斯·侯曾担任当地政府的印刷匠。年幼的乔治·候在其父指导下学艺,博览欧洲古典文学。他曾服务于《泰晤士报》和其他伦敦报纸,取得了不少经验。最初他所做的几乎和他的前任一样 —— 为政府印制各项通令。

1803年,乔治·侯投身于《悉尼公报》的印制工作,由此揭开了澳大利亚报刊史的篇章。人们将他看做是“澳洲报业之父”。许多学者对乔治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有时难免有溢美之词。比如史学家周思评价道:

在1803年的新南威尔士的小社区……只有一个人(乔治·侯)敢于出版报纸。

上述论断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即乔治·侯创办了澳洲的第一张报纸。但实际情况是,侯当时只是一名囚犯,处于被动地位,他不过是执行了官方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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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总督对殖民地的新闻自由起了很大作用
 

事实上,在创办澳大利亚殖民地第一张报纸时,殖民地总督们起了关键作用。比如,首任总督菲利普将一套印刷设备带到了新殖民地;第二任总督亨特最初的政务之一就是利用出版设备来印发“有关殖民统治的全部命令”。早在1789年,后来成为第三任总督的菲利浦·金( Philip Gidley King)在一份官方书信中写道:

……我用六几尼可购得一套小型印刷设备,这将有利于及时传播必要的法令,倘若那种恩赐能惠及诺福克岛,我将感恩不已。

1803年,金成为新南威尔士总督后,立即创建了一份常规报纸,他认为这样做的理由是:

全体移民和居民那盼望能从传给他们的有用信息中受益,一份周刊可以大大推进这一构想,为此我批准一名能干的政府印刷业管理人士每周搜集素材(这些素材要受到官员的审查),以周报和印刷品的形式出版……

在1803年创刊的《悉尼公报》报头上有这样一条声明,它清楚地显示了报纸的官方性质:

特此命令:那些由殖民地大臣或政府的任何其他宫员签署的所有广告、命令都是被官方指定的,完全可以获准刊登在《悉尼公报与新威尔士广告报》上……

这个严肃的声明保证了总督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悉尼公报》存活的23年岁月中,几乎每一期报纸上都刊有这个声明。乔治·侯后来回忆起遭受新闻检查的磨难时说,总督有时会“拿起钢笔,莫名其妙地乱画一气,有时一个栏目、半个栏目甚至一整篇文章会遭到删除”。于是他“这个倒霉的印刷匠不得不从头再来。”侯在第一期社论中宣称这份报纸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提供者”,它“不会给任何政治讨论或个人谴责留一点儿空间。”他强调、“传播消息是我们的惟一目的。乔治·侯的观点反映了他的思想 —— 报纸应该为所有的殖民服务,包括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

为了解早期报纸的作用,很有必要浏览一下《悉尼公报》的内容。该报分为四类:政令、广告与布告、本地新闻和海外新闻。

1.政令

政府命令是指殖民地官员公布的命令、政策、法规、告示和任职书,它们通常出现在首页上,以显示其重要性。以下是一些实例:

殖民地全体人员务必于4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点到帕拉玛塔政府大厦参加罗马天主教入教仪式。此前,悉尼居民应把他们的姓名、住址等等向执克逊数士、帕拉玛塔的总督秘书以及霍克斯伯瑞的托马斯进行登记。

——W. N. 查曼阁下于1803年4月12日在政府大厦签令

一份任命书如下:

阁下任命轮船建筑队长托马斯·穆尔先为木材勘测员,在殖民地寻找建船的木材。由他安排在哪些树上设置标记,砍伐运走哪些木材,任何人都不得阻止他和他属下的行为。

  • N. 查普曼阁下于1803年4月24日在政府大厦签令

下面是一则政策法令的实例,引自1803年4月18日的《悉尼公报》:

霍克斯伯瑞的某移民未填写转让证书便把地卖了。转让书规定,在五年期之前,未经总督许便把农场授给的土地卖出无效,因此这份转让书要被注销。

为防止欺诈行为,每个人在购买农场时,都要时不时提醒自己,看看地契是否合法……

  • N.查普曼于1803年4月18日在政府大厦签令

 对所有的公众来说,官员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它们本身便是法律。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否则便是触犯法规。它们反映出早期刑事制裁下的殖民地总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2.广告和布告

政府或个人的广告和布告在早期的(悉尼公报》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出版人可以由此获利。早在发行第一期时,侯便在《悉尼公报》上开办了一个致广告主栏目,列出了广告收费标准。随着报纸的发展,广告比例不断增加。从第二期开始,广告便出现在头版,这里原是刊登官员公告的地方。两个月后,广告和布告占满整个头版,由此反映出殖民地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下面一段广告摘自第一期《悉尼公报》:

本月12日(星期六),陛下商店举行削价拍卖。供应大量的残次品和其他商品:牛肉、猪肉、面粉、豌豆、蓝衫、裙子、短袜、男帽、帆布、铁锅、窗户玻璃、细电线……

 3.本地新闻

这类新闻主要包括犯罪活动的法律记录和报告。在殖民地新闻中,审讯和死刑报告占主要部分,这反映出刑事制裁下殖民地早期生活的基本内容。下面一则例子引自1803年8月21日的《悉尼公报》:

当斯和麦克劳兰犯了抢劫医院商店的罪行,每人被判鞭笞100下,在监狱作苦工。格斯所做的判决被呈交给阁下。

不久,《悉尼公报》上偶然出现了农业新闻和事故新闻。航运新闻也开始定期刊发。

4.海外新闻

早期移民渴盼新闻,尤其是关于英国的新闻。这种需求使海外新闻占了周刊内容的四分之一。由于路途遥远,这些新闻通常在半年后才能到达。它们以海外报刊摘要的形式出现在《公报》上。正如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出版者给了他们的祖国较多的关注。

《悉尼公报》的另一个特征是为读者来信而设的“致印刷人“栏目。实际上,乔治·侯早已开始关注报纸和读者的联系了。报纸上一直群有读者来信版面。侯还在当地安装了两个信箱,用于接收各类来稿。从第六期开始,“致印刷人”成为固定栏目。读者可通过早期殖民地惟一的大众传媒来发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思想,尽管那些文章丝毫不能批评当局。

早期《悉尼公报》为周刊,它仅有四小张三栏宽的纸,每页纸有文件夹那样大。第一期发行了100份。不久,发行量上升到300到400份。一些学者认为《悉尼公报》“很像17世纪的《伦敦公报》”,它的字体、设计、方式的编排“与同时期的英文报纸相似”,并且沿袭了“英国传统”。不同在于,《悉尼公报》的尺寸要比同时期一般的英文报纸小几英寸(18.75英寸长,12.25英寸宽),它看上去有些奇特,因为“它是刑罚制裁下的殖民地报纸,并显然是因为印刷商缺少技术设备所致”。

《悉尼公报》虽然由政府控制,但印刷人必须自负盈亏。《悉尼公报》在头十年中,纸张、油等物非常匮乏。乔治·侯在1819年写道:

《悉尼公报》一开始便由本印刷人经营。为了维持《悉尼公报》,本人做了大量工作,因为《悉尼公报》不能盈利。纸张价格一度不稳。本人以高价购买纸张,并拆卸了打印机。我探索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不需任何辅助性操作便可进行……

乔治·侯经常刊登急购印刷材料的广告,并因拖期不时向读者道歉。1809年圣诞节前,侯宣称报纸难以为继,不得不停印。最后,由于政府资助,《悉尼公报》起死回生,得以继续发行。1811 年,总督麦奎尔( Lachlan Macquarie,1761-1824)减少了乔治·侯的财政负担,批准给他60镑的年薪。这是侯第二次受到总督恩惠。第一次是在1806年,当时金总督授予他自由人的身份。

《悉尼公报》在艰难中继续问前发展。1821年,乔治·侯逝世。他的儿子罗伯特·侯继承了父业。此后报纸发生了重大变动。报纸的尺寸扩为五栏。1824年,该报以“准英国尺寸”出版:20英寸长,15英寸宽,像今日的文摘小报。1825年,该报每周出两期,1827年它成为日报,发行达1800份。罗伯特还创办了殖民地第一份杂志——《澳洲杂志》,他出版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英格兰教会赞美诗集》。他在1829年1月29日逝世前,被总督授予“官方印刷匠“的称号。

1824年,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澳洲人》(The Australian)问世。该报使地位稳定的官报《悉尼公报》危机重重。在罗伯特·侯的坚持之下,政府撒消了对《悉尼公报)的新闻检查制度。侯说这是“我们期望得到的最大利益”。然而,在1842年之前,《悉尼公报》的官方身分并无多大变化,而此时其他报纸正为争取新闻自由与政府作不懈斗争。的确,《悉尼公报》的官方立场使它被视为“保守派报纸”。作为政府印刷匠的侯氏父子,必然受到官方立场的约束,所以,《悉尼公报》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独立报纸。

《悉尼公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南大陆英属殖民地的第一份报纸,而且还在于它是澳大利亚早期欧洲殖民者的真实记录。在其存在的30年中,《悉尼公报》在侯氏父子的经营下不断向前发展——从一页小纸发展成现代报纸的雏形,它是直接促成其他澳洲报纸创刊的催化剂。《悉尼公报》在澳洲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1824-1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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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24年起,官方报纸《悉尼公报》的重要地位被一张民间独立报纸《澳洲人》所取代。该报的两个创办者温特沃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1790-1872)和沃德尔博士( Dr Robert Wardell,1793-1834)都是律师兼新闻记者。他们没有请示官方,便于1824年10月14日创办了他们的周报,在第一期《澳洲人》中,他们大胆宣称自己的办报目的是为“把一座监狱转变为一个自由的殖民地——不仅自由人可以居住,而且能把这笔遗产传给具有自由自身的后代。”他们宣誓说,他们的报纸将是“独立的,统一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同时,不因恩宠和恐惧而转移。”他们强调:

…我们不会仅仅因为这些权力法案来自政府,便谄媚趋同,或蓄意反对。我们将追求我们的事业……一个自由的报刊是合法合理的,同时是一种最强大的武器。它能消灭权贵势力、挫败专制并约束压迫性权力。

当温特沃斯和沃德尔宣布了报纸的出版意图时,总督布里斯班( Thomas Brisbane,1773-1860)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他决定“给新闻界以充分自由,以此作为一次实验”。不久,政府对《悉尼公报》的新闻检查也被消了。官方的默许使独立报纸发展迅速。仅一年时间,《澳洲人》的发行量便超过了《悉尼公报》。两年之后,《澳洲人》与另一份独立报纸《监视者》( Monitor),组织发起了一场反对达令总督(Darling,1755-1858)的运动,由此拉开了澳大利亚争取新闻自由斗争的序幕。

研究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的出现有两个值得考虑的因素。1820年到1830年是殖民地生活的转折点,在这10年中,政治和经济得到了飞快发展。一个军队统治下的纯粹刑罚制裁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日益增多的自由移民的社会。刑满释放者、犯人和自由移民一致坚持要一个自由的政体。在19世纪20年代,温特沃斯、伊戈( Edward Eagar,1787-1866)和沃德尔这些政治领袖掀起了一场运动,其政治宣言是要扩大殖民地的公民权。英国法规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则被沿袭下来——陪审团和政府选举制度。在他们的要求中也包括言论和报业自由,并且最终成为他们反对独裁政和排斥主义(代表了早期殖民地社会的保守派)的政治武器。1824年8月5日,英国第一届立法会议召开,由此揭开了削弱总督专制权力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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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沃斯,《澳大利亚人》报创刊人
 

在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官方惩罚新闻自由的主要方式是起诉报纸“诽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曼彻斯特观察家)(The Manchester Observer)案。1820年4月29日,该报报道了一次酒吧事件:几名醉醺醺的士兵殴打了一些激进分子。结果,新闻记者被判处一年徒刑,罪名是诽谤“皇家部队”。当时,此类案子无计其数。报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加剧,废止诽谤诉讼制成为报业争取自由的主要目的。19世纪20年代末的“皇后事件”使为新间自由而战的报业获得极大鼓舞。当时国王企图与皇后离婚,此事遭到全社会的反对,慑于报纸的强大舆论,国王不得不让步。这个报纸挑战皇权事件在英国新闻史上被誉为“报业的胜利”。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政府约束报业的主要手段一一印花税不断减少,最后被取消了。

英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鼓舞了殖民地的报业,并直接导致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的创办。《澳洲人》主编、剑桥大学博士沃德尔是伦敦著名晚报《政治家)(Statesman)的编辑。作为争取新闻自由的一名勇土,他的报道活动多次挑战英国出版法令。威克沃( William H.Wickwar)在叙述英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一书提到沃德尔“为了避免被捕,不得不付保释金”,并且得“接受缺席判决,出具保证书,以防他的报纸以后会出现任何过激言语”。沃德尔这位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给年轻的澳洲报业注入了新闻自由的活力。

《澳洲人》的另一位创办者温特沃斯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第一位政治家。他年轻时被送往英格兰接受教育。至19世纪下半叶,温特沃斯已是新南威尔士的一位著名政界人物。他集探险家、作家、律师、农场主和政治家于一身,试图根据英国宪法来建设自已的国家。他坚信,实行新的政体将会使澳大利亚摆脱贫穷和奴役,逐渐走向自由、繁荣和幸福。1819年,温特沃斯和沃德尔在伦敦相识。他们决定在新南威尔士创办一份自由报刊。1824年,他们从英国乘船来到悉尼,并带上了创办独立报刊所需的印刷设备,开始了将澳大利亚变成“世界另一端的英国”的奋斗。

在《澳洲人》报的早期实践中,沃德尔以他独特的写作风格深深吸引了读者。学者科瑞这样形容:它充了讽刺意味,有时轻描淡写,经常重笔出击,总是无情鞭笞,“其话语直接、准确地指向问题实质”。沃德尔和温特沃斯经常批评独裁者和政府。显然,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与其母国有很深的渊源,尤其是受其新闻自由精神的影响。

如前所述,殖民政府对悉尼出现第一份独立报刊的反应是宽容的。直到1825年11月2日,在这份报纸创办三个月后,布里斯班总督才通知伦敦。他说“这些绅士(温特沃斯和沃德尔)从未得到我的批准便出版了这份报刊。”但又写道,“我认为最好的权宜之计是给予报业充分的新闻自由,当作一次尝试”。布里斯班政府1823年法案建议殖民地享有英国法案的全部权力。如果在英国法律中,新闻自由摈弃了出版管制,为什么它的殖民地要因循守旧对报业加以管制呢?

另一方面,新南威尔士的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布里斯班总督的个性。一些史学家认为,布里斯班坚信殖民地有能力建立起自由机制。“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殖民地”。布里斯班任职不久便在《悉尼公报》上开设了一个栏日,名为:“公正、立法大讨论”。一个月后,温特沃斯的父亲阿赛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

 阁下为他曾一度控制的报刊解开了枷锁。在权限范围内,他特许给报业新闻自由。这是他赠与殖民地的最英国式的礼物,每一个殖民者都永生难忘。

布里斯班非常满意这次新闻自由的“试验”。他说,“能给予殖民地人民以无上的利益,我深感荣幸”。他还指出:

假如没有一个自由、开化的公众环境,那么把自由报刊和陪审团制度引入殖民地是不可能的。

然而,学者闵内(F. J. Meaney)认为,布里斯班虽未限制《澳洲人》的发行但也并未鼓励它。真正的英雄是温特沃斯和沃德尔,是他们“率领殖民地人民争取报业自由的”。

英国政府相当关注布里斯班进行的殖民地新闻自由的“试验”。1825年,当布里斯班把几份《澳洲人》提交给英国殖民大臣巴萨斯特爵士( Lord Bathurst)时,后者警告说,“如此一类报纸会对社会产生极度的危害”。在布里斯班离职之前,巴萨斯特曾指示接任者达令总督对殖民地的报业实行控制。但并未引起达令的重视。在这段时期,悉尼第三家报纸、另一家独立周刊《监视者》于1826年5月面世。它的编辑埃德沃继·史密斯·豪尔( Edward Smith Hall, 1780-1860)不久便与《澳洲人》联合起来争取新闻自由,并且更加英勇无畏。

豪尔来自一个富足家庭,其父是一家私立银行的董事。他早年信教,从事社会工作,他“很敏感”,“是一个有教养、有理想、有原则的人”。1811年10月,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殖民地。1813年麦奎尔总督任命他在政府法院工作,1820年左右,他成为《悉尼公报》的助理编辑。1826年5月19日,豪尔和他的搭档阿瑟 希尔( Arthur Hill)出版了《监视者),其宗旨是“不带偏见地进行记录”。

这张报纸代表了穷人的意见,它坚持如下原则——“任何犯人,不管他是否犯有天大的罪过,都应依法处置”。《监视者》提倡民主选举制和陪审团审判制,它谴责权贵阶级和达令总督的强权管制。豪尔描述新南威尔士的大农场主时说他们像“残酷的恶魔”,是“为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官吏”。9月8日,他谴责了总督的新土地法,并警告公众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绅士都不要再移民了”。当期《监视者》还指出,正是那些迫害手下犯人的权贵阶级控制着新南威尔士的立法院,也正是他们反对下院和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两星期以后,豪尔断言:“新闻管制代表了新南威尔士保守派的独裁专权”。

1826年10月20日,该报批评了达令总督的黑暗监狱机构。11月3日,报纸发表了一篇倡议自由宪法的文章。11月17日,编辑用了五栏篇幅强烈谴责了总督实行的囚犯制。

豪尔的攻击使达令总督大为恼怒,他回击道:“与以前的文章一样,9月8日的文章是蛊惑人心的。毫无疑问,《监视者》的编者正尽力使自己立足于社会的低层阶级中”。他认为豪尔的刊物是“极为煽动的”,“这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家伙”所写的,他认为“肯定会有积极的管制措施来回应他们”。总督与报纸开始势不两立,而不久后的“萨兹-汤普森事件”则使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萨兹一汤普森事件

萨兹和汤普森是悉尼57兵团的士兵。1826年9月20日晚,他们在市镇的一家商店里公然偷了几件衣服。他们希望在一段短暂的监狱生活后,能获准以自由居民的身份住在殖民地,从而开始美好的新生活。在那个年代,这是士兵逃离军队的一种惯用方法。为了杀一儆百,达令总督决定重罚这两个士兵。他改动了判决书内容,将诺福克岛流放7年的惩罚改为在修路工地做7年苦役。囚徒在做工时,腿上要戴特制的铁镣,颈上绑着金属项圈,中间以铁链相连。11月21日,在达令的命令下,开始对两名肇事者实行军事刑罚。酷刑之下,患病的萨兹难以忍受,五天之后便死去了。汤普森戴着项圈和铁链做了11天苦工。1827年7月,由于英国国务大臣对殖民地的一项命令,汤普森被赦免—— 因为总督无权改变法庭对这两个士兵作出的判决。

1826年11月25日的《澳洲人》发表社论抨击了总督,指出这“简直残酷到了极点”。萨兹死后,另外两份独立派报纸立即作出响应。11月29日,《澳洲人》指出“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萨兹的死亡动容”。“达令已被列入最坏的恶魔之列”。社论称总督改动判决书是“错误”。接着又说:“新南威尔士总督在新南威尔士比英国国王在英国国内拥有更大的权力……”

当萨兹死亡的噩耗传来时,社论作者以愤怒和同情之心发表了议论:

当读到这条消息时,我们都大为震惊。感情的潮水难以退落,我们已无语。仁慈的主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被吞噬了:我们本应对法庭的一纸判决加以干涉的,这是怎样的悲哀!……

《监视者》也加入了这场战斗。11月1日,社论撰稿人写了一篇攻击达令的讽刺作品,其中说:

达令不知道悉尼是一个边远城市。他应当在英国国内做总督。达令总督急切地想看看这些铁制衣衫的效果,以确保罪犯的肉体能忍受这些刑具。

社论指出,达令“无权”改动对两位士兵的判决,这“使人重新想起英国法院审判史上所有臭名昭著的总督的名字,他们的暴政迟早会恶有恶报的”。在这段时期,两家报纸不光把萨兹受的刑罚称为“谋杀”,而且要求弹劾达令。

《悉尼公报)因在报道“萨兹事件”中为总督辩护被看做是“政府的喉舌”。侯需要达令的支持,更担心总督再建立另外一个官方出版物。但就个人而言,他支持报业自由,还肯定陪审团审判和议会选举制。侯发表了一篇文章,阑述了《悉尼公报》不光要保护人民,还要支持政府的立场。显然,《悉尼公报》具有双重性格。

因为对“萨兹事件”的曝光和对总督的批评,《澳洲人》和《监视者》大大吸引了公众。这两张报纸销量骤增。《澳洲人》的发行量增至1200份,《监视者》的发行量增至1000份。这显示出独立报纸的强大生命力。

总督达令决定给报业戴上枷锁:“殖民地正在享受着新闻自由,其作用近期已经发挥出来了”。这说明“这种自由机制并不能使殖民地状态良好,它的误用使得新闻管制非常有必要。“他贬斥侯是一名“叛徒”,攻击温特沃斯是一名“卑贱的、先天病态的家伙。至于沃德尔,总督认为此人“没有什么原则,仅仅是自问自答而已。”达令指出,《监视者》“这段时间里一度放肆,简直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他指出《监视者》和《澳洲人》“将扰乱殖民地的平静。”

1827年4月11日,达令向议会提出两个议案。一个是报纸須经批准出版议案,许可证仅有一年的有效期,它可随时被总督撤销;另一个是对每份盈利性报纸征收四便土印花税的议案。然而,除非大法官认为提交的议案不与英国法律相冲突,议案才能被新南威尔士议会通过。急于要控制报业的达令不断催促弗朗西斯·福布斯大法官(1784-1842)要赶快对殖民地报业严加管制,因为报纸的言辞“即使不是十分危险,也已成为一种警报了。”然而,福布斯拒绝为特许出版法案出具证明,因为它与英国法律不符。达令背看大法官迅速通过并颁布了印花税法案——对每份出版物征收四便士税。大法官终于悟出,《印花税法案》的实行将会减少报纸发行量,最终导致报纸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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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令,镇压殖民地新闻自由的总督
 

的确,这项法案的公布令编辑们很震惊。“我们都很惊讶……公众也很吃惊”,《澳洲人》指出。《悉尼公报》的侯指出,由于印花税,他的发行量已从2000份降到了600份。新创办的周刊《Cleaner》称,这项法案将会中止报纸的发行。《澳洲人》和《监视者》坚强不屈。他们坚信这顶法案是“不合法规的”,“无效的”并且缺乏“严格的说明”。《澳洲人》宣布: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制定法案管制报业的出版发行,因为殖民地不是英国。……对报业自由的管制,就是对人自由天性的束缚。

1827年5月16日《澳洲人》在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政府实行的印花税,说它已经把“殖民地的每一个人和每个阶层完全搞混乱了”。社评接着质问道:

法案通过时大法官在议会会场吗?约翰·麦克阿瑟先生在场吗?罗伯特·坎贝尔先生在场吗?索尔斯比先生在场吗?(七名中有四位不在?)我们应当为此发问——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是在为其他缺席的成员鸣不平……

《监视者》在1827年5月8日发布了一条通知,为了避税,这家周刊将改为周两刊。订1份报纸1先令,两份报纸都订的会得到7便士的优惠,即每份8.5便士。1827年5月1日,由于总督近期颁布的限制报业自由的法案,《监视者》开了9个关于“新闻自由”的栏目,其中包括:新税法对殖民地报业主的影响;新税法的不平等性;滥用新税法的主要目的;新税法的不合理性;编辑和公众对这两个新法案的自救措施等。1827年6月1日,当《印花税法案》正式实施第一天时,报纸对读者说:

 我们非常难过地看到,达令总督给人民制定出一项如此可憎的税收。达令总督实际上指望着,并可以预见到近期殖民地颁布的三个议会法案会引起人民不满情绪的大风暴,所以我们认为达令病得不轻。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社会各界的痛苦呻吟一一无论是高层还是低层,富者还是穷人,移民还是犯人,达令能把自已的名字忝列在历史上那些残酷统治者的名单之中……

对报业做了一段长期论战后,总督和大法官均向英国政府汇报了此事。英国政府法律办公室支持福布斯,达令的提议被看做是“不妥当议案。”于是,印花税在澳大利亚1827年7月暂停实施。一年后被英国正式禁止。

达令被二度击败。现在他手中约束报业的惟一武器便是控告报纸诽谤。《监视者》的豪尔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从1828年到1830年,豪尔多次被判犯有诽谤总督和政府官员罪。1828年9月29日,豪尔批评新南威尔士副主教司格特,把他形容为“殖民地自由的最大敌人“。为此豪尔被指控有诽谤罪并被罚款。1829年4月15日,豪尔再度获罪——对达令总督犯有煽动诽谤罪,对麦奎尔港的克罗地司令官犯有诽谤罪。这次豪尔被判处15个月的徒刑。几乎与此同时,《澳洲人》的编辑埃德温·海斯( Edwin Hayes)也被判处监禁,他也被指控对达令总督犯有煽动诽谤罪。当年1月份,海斯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达令总督在萨兹一汤普森事件中的行为。海斯被判令上交100英镑罚款,并被判处6个月徒刑。

身陷囹圄的豪尔和海斯在狱中仍坚持编写报纸,他们没有停止对达令政府的批评。这更进一步的“诽谤”导致了服刑延期。1830年11月6日,由于乔治四世的到任,豪尔获恩准被释。但他的服刑期超过了3年半。海斯付了100英镑的罚款,于1830年1月获释。

豪尔在狱中毫不退步,温特沃斯则继续在社会上进行反对达令的斗争。1829年3月,他向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控告了达令政府的一系列作为。达令不久便开始报复。在1829年7月5日的一次演说中,达令说“毫无疑问,报业正纵容自己变得无法无天,它极力贬低政府,激起公众不满,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了“。他抨击温特沃斯的控告“充斥诬蔑和诽谤,粗俗不堪,难以置信”。为了彻底击败报业,达令加速了他的攻击进程。1830年1月,他提议通过一项新的报业管制法案—《新闻法》修正案,该项新法案会对犯罪活动施以重罚。对两次犯有侮辱罪和诽谤罪的人的进行流放处罚。当然,这是特别针对沃德尔和海斯的。然而,达令的计谋落空了。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戈德瑞赤(Goderich)取消了达令的提案。他认为达令对沃尔和海斯施加的处罚“太残酷了”,要求达令要“严格但不是苛刻地执法”。

对于这场失败,达令无力回天。一个月后,英国政府决定免去达令的总督职务。1831年10月1日,豪尔把这条消息刊登在《悉尼公报》上,他把达令的被罢免看做是自己“个人的胜利”。10月22日,在达令离职之前,《澳洲人》报道说:“人民欣喜若狂!达令的统治时代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当达令乘《Hooghly》号启程时,温特沃斯在自己豪华的沃克卢斯官邸富于挑衅性地举办了一场有4000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澳洲人》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

沃克卢斯聚集了4000多人来分享温特沃斯先生的热情。他们对达令即将离任兴奋不已。温特沃斯的府邸敞开胸怀,迎接所有可敬的来访者。盛宴就设在府邸前的大草坪。路旁不远处搭了一个大篷,里面堆满了面包,还有一桶桶库柏杜松子和赖特强力啤酒。在一把长长的铁叉上,一头小公牛已经烤熟了。随后,又烤熟了12只绵羊。这场盛宴上有4000个人头攒动。到了晚上7点,高坡上点燃了两处大篝火……乡间体育、随意交谈等活动持续了一晚。黎明到来时,客人们兴致已尽,结束了这场盛宴。

《监视者》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摆脱了达令枷锁的报业自由“,以此来庆祝新闻自由的胜利。事实的确如此,在达令结束了对新南威尔士6年的统治之后,新闻自由时代才真正到来。

By Zhang Wei

(未完待续)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FASIC & ACC Australian Studies in China Program 2017-18

 

参考资料 references

Anderson, Margaret and Andrew Gill, The History of the Swan River Guardian, or the Dearth of the Free Press in Western Australia in 1838“ in Push from the Bush,Vol.10, pp.4-30, 1981

Bleden, F.M.(ed.,) Historical Records of New South Wales,p.404, Sydney, First published by Cansdwon Slattery Company,1978.

Bonwick, J, Early Struggle of the Australian Press, pp. 35-47. Goedon and Gotch, London, 1889.

Ferguson, J.A and A.G.Foster and H.M Green, The Howes and Their Press, p.29, Sydney: Sunny Brook Press, 1936.

Henningham, John, “The Press” in Stuart Cunningham and Graeme Turner(eds), The Media in Australian Industries, Texts, Audience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3.

Henningham, John, “Two Hundred Years of Australian Journalism” Australian Cultural History, pp.79-89, No.7, 1988.

Holden, W.S., Australia Goes to Press, Michig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1.

Joes,  P.M., “Australia’s First Newspaper”, Meanjin,  Vol., pp, 35-46, 1953.

Lack, Clem, “Some Notable Australian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High Lights of Early Australian Press History”,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of  Queensland Journal, Vol.9, No.2, pp.22-63, 1970.

 

 

 

 

2017年度QS世界大学专业排行榜新鲜出炉,澳大利亚高校用优秀成绩展现自己非凡实力

今年的QS专业排行榜已经新鲜出炉,澳大利亚各大高校表现非凡。对各专业有意向的同学们可要仔细看看这份榜单,作为今后选择学校和专业的参考。

艺术人文底蕴深厚

在艺术和人文专业排名上,澳大利亚共有7所大学位列世界前一百位,5所大学跻身前五十位。

 

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位列澳大利亚各高校首位,在榜单排名第10位,成功跻身世界前十。紧随ANU后的是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排名第15位。老牌名校实力依然雄厚。

 

前50名中还有排名17的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排名36的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和排名40的蒙纳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onash)。

工程科技蓄势待发

工程和科技专业排名,全澳第一的是第28位的墨尔本大学。其后是第31位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第41位的悉尼大学、第44位的蒙纳士大学和第46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药专业众星闪耀

在勇夺工程科技全澳第一后,墨尔本大学又以排名第13的位置再次荣居澳大利亚各高校生命科学和医药专业榜首。悉尼大学以第17的位置紧随其后。

 

蒙纳士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并列第28位。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排名第32位,新南威尔士大学排名第44位。

 

自然科学争夺激烈

自然科学专业类别中,澳大利亚共有6所高校进入世界前一百位。墨尔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以及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并列第29名。

 

同时上榜前五十的还有排名第36位的悉尼大学和第38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社会科学和管理专业实力出众

在社会科学和管理专业类别榜单上,澳大利亚共有9所高校进入世界前一百,6所位列前五十之内,在众多专业中表现尤为出色。

 

不得不提的是,墨尔本大学凭借第14位的位置又双叒叕成为澳大利亚高校专业排名首位,实力不容小觑。

ANU以第20位的成绩位列其后,之后是第22位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第25位的悉尼大学、第29位的蒙纳士大学和第39位的昆士兰大学。

 

科学测算方法

QS世界大学排名旨在帮助潜在学生对全球顶尖大学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排名基于六个绩效指标,主要评估大学在研究,教学,就业能力和国际化这四个领域的表现。

主要分数比值为:学术声誉占40%,雇主评价分占10%,师生比例占20%,教师平均引用分占比20%,国际教师比例和国际学生比例各占5%。

因其综合的参考指标和科学的测算方法,QS排名在世界范围内有极高的认可度和参考价值。

澳大利亚,留学生的首选

是什么使澳大利亚高校在茫茫学海中成为留学生的首选呢?

· 澳大利亚有近10所高校排名世界前一百之内;

· 2017年全球最佳学生的城市中,澳大利亚7所城市入选

· 澳大利亚政府每年为国际学生提供超过2亿澳元的奖学金;

· 澳大利亚已经产生了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多项世界级别发现和创新,造福无数。

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来到澳大利亚学习的理由,只有亲自体验才能有更好感受。

 

了解澳大利亚各大高校的实力后,就不难理解榜单对澳大利亚高校的高度肯定。无论是研究、教学、就业能力和国际化各方面,澳大利亚的大学都表现出众。

 

澳大利亚大学不仅为本土和国际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良好的研究氛围、舒适的生活环境,也着力提高学生各项能力,为他们增长知识、适应社会做好充分准备。不愧是优质的大学! 

 来源:澳大利亚政府教育资讯

学习、娱乐两不误,尽在魅力堪培拉!

作为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和风采,一起深入其中,探究堪培拉的奥秘吧~ 

说到全球最受欢迎的城市,你可能不会首先想到堪培拉。但当你真正深入其中,了解这座魅力十足的城市之后,便会深深地爱上在这里学习、生活的感觉。堪培拉是一个非常适宜居住的城市,生活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的都是积极和美好的一面,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学习的理想之所 

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Sarah Smith自从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读书之后,就爱上了堪培拉这座城市,在她看来,几乎没有理由让她选择离开这里,“在堪培拉,你不必担心交通问题,这里交通非常方便,并且给人一种家的温暖,遇见的人都很友好,不会让人感到隔阂。”

“高中的时候,有ANU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交流,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关于ANU的情况,” Sarah说,“之后我参加了一次国家青年科技论坛,这是在ANU举办的类似夏令营的活动,这让我得以亲自参观ANU。这是一个开放的校园,非常的美丽,充满了绿色和活力。对于初到城市的乡村女孩来说,这对我非常有吸引力。”ANU像是建在花园里的学校,环境幽雅,师资力量雄厚,非常适合潜心做研究。不仅如此,ANU的酒吧经常有各种演出,更有科学院每月做一次公开讲座,多种福利尽在堪培拉!

 

多彩的娱乐生活 

堪培拉或许给人的印象并不是繁华的市中心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而是充满沉闷的政治气息。但是,现在这一切正在改变,早在2014年,它就被OECD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纽约时报》还曾写过“想过简单的生活,去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试试吧!”

一些很酷的东西正在逐渐改变这个城市。 越来越多的酒吧、餐馆和咖啡厅相继开业,还有很多新的社区和市场正在规划建设。堪培拉更是有8个有名的娱乐好去处:

Jamala野生动物旅馆,你可以拥有在国家动物园和水族馆过夜的经验,并且真正体会到和动物睡在一起的惊喜与刺激。

地址:Jamala Wildlife Lodge,National Zoo & Aquarium, 999 Lady Denman Dr, Canberra ACT 2611

 

Hotel Hotel酒店设有可K歌和观影的浴室。 这个酒店位于New Acton,提供按摩、理发、健身等各种服务。还免费为客人提供自行车,让你畅快骑行堪培拉!

地址:Hotel Hotel, 25 Edinburg Ave, Canberra ACT 2601

 

从Braddon Lonsdale街上的Barrio Collective咖啡馆到每个周六晚上都流光溢彩的Bar Rochford酒吧,各种咖啡馆和酒吧让你不愁没有好去处!

Source: Barrio Collective Coffee

地址:Barrio Collective Coffee,ORI Building,59/30 Lonsdale Street,Braddon, ACT 2612

 

广受赞誉的Monster酒吧餐厅非常有特色,这里的菜单随季节而变化,怪物厨房烘焙各种美食,整个餐厅的装潢向人们讲述着澳大利亚移民的故事,极具历史色彩。

地址: Hotel Hotel, 25 Edinburg Ave, Canberra ACT 2601

集烘焙、酒吧、餐厅于一体的A Baker也绝对不能错过!A Baker这个名字源于中世纪的历史术语“Baker”,这家餐厅早、晚各有不同菜单,特色菜肴和饮品点燃你的味蕾!

地址:Unit 2 New Acton Pavilion,15 Edinburgh Ave, Canberra ACT 2601

 

有趣且繁忙的亚洲餐厅Akiba有最先进的多功能厅,让你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艺术与科技的碰撞,还可以从空中俯瞰美丽的Ossolites。

地址:40 BUNDA STREET, CANBERRA, 2601

以生态友好著称的Mocan&Green Grout咖啡馆也是堪培拉著名的娱乐聚集地,这家咖啡馆坚持采购当地食材,雇佣ACT手工艺人、艺术家和设计师,无论是内部装潢还是手工制作的盘子、杯子,处处透着艺术的气息。在这样美丽的空间里享受食物,一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地址:19 Marcus Clarke Street . New Acton

 

步行穿过Lyneham商店,你会看到一家名为The Front的商店,商店的牌子写着这是一个画廊式咖啡馆,而一旦你进入这家店,就会发现这家店的魅力不止是咖啡馆那么简单!学生们喜欢带着笔记本电脑来这里讨论学习或是娱乐,作家、演员、公务员、修理匠、会计、音乐家、诗人、画家等等都齐聚在这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人们在这个小小咖啡馆内谈天说地,互相交流,完全一副和谐融汇的景象。

看到这些,你是不是也对在堪培拉的学习与生活心动不已?那就快快行动吧,魅力堪培拉,等你来体验!

来源:澳大利亚政府教育资讯

 

澳大利亚气候报道初探 (A Survey on Australian Climate Change Reports)

孙丹阳 汕头大学

摘要

在人类面临的风险社会中,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不断升高的全球气温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产生复杂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人类和动植物的生产生活,带来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恶劣极端天气增多等后果。在严峻的形势下,全球各国已经联合起来采取措施,减少人类碳排放量,改善气候变暖状况。在其中,将这一宏大议题与普通人生活联系起来的媒体也就尤为重要。在信息传播中,媒体报道所选取的角度和框架对受众的态度有很大影响,对气候变暖的新闻报道也就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虽然位列发达国家,但由于其煤炭出口量位列前茅,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同样突出。本文将对澳大利亚媒体的气候变暖报道进行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5年《先驱太阳报》和《时代报》的环境报道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澳大利亚媒体对气候变暖报道的框架设置以及两个媒体报道的异同,并将这一框架放到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与媒体环境中进行探讨背后原因。

第一章 绪论

当讨论人类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时,气候变暖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在核威胁、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威胁之中,全球气候变暖以其无法迅速有效遏制而尤为棘手。在全球共同赖以生存的环境中,人类活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影响。全球气候暖化成为国际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不断升高的气温对于环境产生复杂的影响,并且对于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种种灾难后果。全球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不同国家与地区面临的极端恶劣天气增多。

气候暖化主要是指大气层气温不断升高的现象,科学家认为其主要是因为人类大量开发使用化石燃料,大气中二氧化碳过多多造成(彭国栋,2007)。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气候暖化的程度已经被确定在1.4℃至5.8℃之间,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相当明显(UNEP,2007)。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科学家发现地球气温不断升高,世界各地出现不同的气候异常状况。1978年之后,北极圈以每十年约百分之九的速度在缩小;2003年不同寻常的热浪在欧洲造成3万人死亡;珊瑚礁以及高原生态遭到破坏,许多生物物种生长环境产生变化面临灭绝危险 (Environmental News Service, 2005)。变化的气候对于人类的生活、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都造成了影响和伤害。

气候变暖问题因为其覆盖面积大,涉及范围广,并非某一个地区或国家独自可以解决,而是需要全球每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面对。为应对气候变暖问题,早在上世纪末联合国就展开行动。1992年5月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各国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并签署该公约。1994年3月2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公约缔约方于1995年起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以评估全球各国应对环境变化的进展。1997年《京都议定书》使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2015年在法国巴黎通过的《巴黎协定》首次对所有缔约国家提出了减排要求。

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气候变化与保护环境之间的两难问题。澳大利亚在全球气候变暖与全球气候大会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最大的南半球大陆,其大部分内陆地区是广袤无人的荒野戈壁,气候干旱缺水,气候的变化会对其原本就缺水的环境产生影响。在澳大利亚,不断升高的温度会加剧城市之外的干旱,并是土地沙漠化更加干旱。澳大利亚作为缺水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Ian Carruthers,2008)。而澳大利亚沿海地区的岛屿与大堡礁也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澳大利亚虽为发达国家,但由于它位列全球煤炭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仍然面临着二氧化碳减排的需求和压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寻求平衡,使气候变暖议题一直成为澳大利亚富有争议的议题之一,在政党选取与选民投票时成为影响政治的因素之一。

相对于其他议题,气候变化与每年举行的气候大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距离较远。媒体报道在其中的传播作用也就尤其重要。媒体是公众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是联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由于气候变化议题具有其特有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媒体报道中的报道倾向与诠释方法也影响着受众对这一议题的看法与观点。在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中,往往牵扯着科学家、政客、商人、民间环保组织等多方观点与力量,不同媒体的报道框架和方式也就会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之下,媒体对于社会中信息传递起到重要作用。大众媒体在社会运行中肩负重大责任。徐佳士(1987)提出媒体具有在一个行为系统中有四种功能:

守望—媒体作为传播者把消息传播出去,让阅听人了解其中的讯息;

决策—媒体作为传播者发表意见,对受众进行劝服,从而形成团体意见;

教育—媒体作为传播者把文化传统传达给社会大众,从而促进受众社会化;

娱乐—媒体作为传播者提供大众休闲、娱乐所需的讯息。

大众媒体在环境知识的普及中起到了重要的环境教育作用(吕理德,2002),并且媒体在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唤起民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推动环保运动起到了卓越贡献(邓克雄,1989)。媒体是一般民众接受环境咨询的主要来源之一。网络上有关全球暖化网站的信息引用来源发现,引自学术研究报告较少(12%),新闻媒体资料(40.8%)已成为网络最长引用的信息来源(杨意菁、徐美苓,2010)。

“真实”、“客观”是新闻的报道原则,但绝对的客观往往是不存在的。每个新闻报道都带有新闻生产人员的选择的议题角度和框架。

议题设置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记者李普曼提出,他认为报刊在告知读者应该想什么的时候,有令人惊讶的效果。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还赖于记者、编辑一同呈现的媒介内容。全球暖化的新闻报道,会影响人们对这一议题的看法与观念。媒体象是现实生活中滤镜,民众通过媒体来看世界。全球暖化已经成为十年间主要的议题,记者依据气候变化报道中所谓的专家往往是集团及政府的发表,而不是科学家所提出数据论点。全球暖化在科学新闻及大宗媒体讨论中,要避免任何价值观念或是政治经济的影响(Dispensa&Robert, 2003)。

臧国仁等则将框架理论定义为“组织或个人选取社会事件并加整理或重组的过程”(臧国仁、钟蔚文、黄奕慧,1997)。新闻框架即新闻媒介对社会事件进行重新整理和报道(傅盛裕,2012)。不同新闻媒体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会对同一新闻事件采取不同的立足点、报道态度进行报道。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框架理论主要用于三个领域。一,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看媒体框架如何被构建;二,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看媒体框架是什么;三,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看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陈阳,2007)。

在新闻框架中,新闻议题得到怎样的处理是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正如臧国仁等人定义,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社会事件的重新整理和报道,所以新闻报道是建立是事件基础上建构的产物,是媒体“选择、强调和排除”的结果(Gitlin,1980)。

中国国内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多聚焦于功能性研究,核心立意为“如何做好气候变化报道”;国外研究则多从个案入手,通过媒体报道框架、叙事、修辞等研究进行分析。本研究将从新闻内容两方面入手,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2015年澳大利亚《时代报》与《先驱太阳报》对气候变暖议题的框架不同,并寻找这种不同于差异背后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影响与链接。

  • 研究分析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5年一年间《先驱太阳报》《时代报》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报道进行分析。由于样本体量总体较大,本研究将抽取每周周日与周三的新闻报道作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

《先驱太阳报》属于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旗下报纸,发行量大,受众广泛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地区发行。《时代报》则是隶属于澳大利亚传媒集团Fairfax的严肃报纸,在墨尔本和澳大利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这两种不同属性的报纸代表着澳大利亚两大传媒集团,在研究分析中同样具有典型性。当面对同样的气候变暖的议题,分属于两个不同传媒集团,受不同社会受众欢迎的两份报纸的报道差异以及差异背后的社会背景与原因值得人探究。

2.研究问题

(1)两媒体气候变化报道数量多少?

(2)两媒体议题分布情况如何?

(3)两媒体报道消息来源偏向如何?

(4)两个媒体对于气候变暖议题是否有明显态度倾向?如果有,分别是什么?

3.研究方法

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舒德兰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政治经济学、媒介组织和文本分析。其中,政治经济学认为应将新闻产品与内容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媒介组织结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媒介组织则认为从新闻生产者角度出发,尽力还原新闻生产过程,关注新闻生产者个人意愿与新闻组织结构规则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文本分析则从新闻内容上进行微观分析。

本研究将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入手,使用内容分析法,对《先驱太阳报》与《时代报》的气候变暖报道进行微观分析。在得出两个报纸不同的框架后,回归到政治经济学路径,探讨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制度与媒介环境对气候变暖新闻报道的影响。

4.分析框架

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气候变暖报道中报道数量、消息来源、报道议题、新闻报道内容等类目内容进行分析,来了解两份报纸所采用的不同的报道框架,具体类目如下:

报道议题:(1)环境框架: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污染相关的内容

(2)成果框架:环保知识普及,低碳、节能推广与建议;社会各界即将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建议;国家、组织和个人通过努力达成的协议或为之作出的贡献;气候会议达成的协议

(3)政治框架:国家和组织在气候变化中的责任或呼吁其履行的职责、义务、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节能减排问题或气候问题;因消极减排对国家或企业的批评指责;强调在减排中作出的努力等

(4)冲突框架:国家间、国家与企业间、国家与个人之见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冲突等等;气候大会上各参与国之见的分歧

(5)后果框架: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影响;气候会议谈判破裂产生的不良后果

消息来源:(1)专家、学者

(2)官方环境保护组织

(3)民间NGO

(4)政客

(5)商人、企业

(6)普通民众

(7)媒体

(8)其他

(9)无

报道角度:(1)情节框架:对新闻事实进行描述,没有相应背景的解释和分析

(2)议题框架:对新闻事实进行解释性分析

报道基调: (1)正面报道:指对气候变暖议题的科学性持正面肯定态度,认为应采取行动

(2)负面报道:认为气候变暖议题在科学上存在争议性,不认可该议题

(3) 中立报道:客观报道与气候变暖有关的新闻事实

  • 框架分析
  1. 报道数量

本研究利用EBSCOhost Newspaper Source Plus数据库,通过搜索关键词climate change,对2015年《先驱太阳报》和《时代报》的气候变暖报道进行分析,《先驱太阳报》共有样本264篇,《时代报》共有844篇。由于样本总量较大,我们选取抽样的方式,对两份报纸每周三和周日的所有相关报道进行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与气候变暖相关的新闻报道,与气候变暖有关定义为:其报道主旨与气候变暖议题相关,文章标题、导语或文章主题与气候变暖议题相关。其中,《时代报》在2015年共有样本共74篇,其中一月5篇,二月5篇,三月6篇,四月2篇,五月2篇,六月12篇,七月3篇,八月6篇,九月5篇,十月3篇,十一月9篇,十二月16篇.《先驱太阳报》共有样本7篇,其中2月1篇,5月1篇,7月1篇,8月1篇,12月3篇,具体可见表格如下。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数量 5 5 6 2 2 12 3 6 5 3 9 16
比率 6.8% 6.8% 8.1% 2.7% 2.7% 16.2% 4.1% 8.1% 6.8% 4.1% 12.1% 21.5%

表一 《时代报》2015年每月样本分布情况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数量 0 1 0 0 1 0 1 1 0 0 0 3
比率 0% 14.3% 0% 0% 14.3% 0% 14.3% 14.3% 0% 0% 0% 42.8%

表二 《先驱太阳报》2015年每月样本分布情况

从两个报纸的报道数量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异,《时代报》对气候变暖议题的报道要明显多于《先驱太阳报》,数量上几乎是《先驱太阳报》的十倍,其中6月份和12月份的报道数量明显增多,分别占到全年16.2%和21.5%。虽然《先驱太阳报》的报道数量较少,但是即便在较少的报道中,12月的报道数量仍然相对较多。

从表一、表二数据中可以看出,《时代报》对气候变暖议题关注度要远远高于《先驱太阳报》,并且全年6月份和12月份报道较多,联系到当时具体新闻事件,2015年6月份举行了G7会议,11月底举行巴黎气候大会,在这两个大会中气候变化与国家的应对举措都成为媒体的报道焦点。而《先驱太阳报》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则明显较少,与《时代报》相同的是它在12月报道数量相对较多,聚焦于巴黎气候大会。

  1. 新闻体裁

在《时代报》74篇报道中,新闻类体裁共50篇,占全部样本67.6%,评论类体裁共24篇,占全部样本32.4%,而《先驱太阳报》7篇报道中,新闻类体裁共5篇,占总样本71.4%,评论类体裁共2篇,占总样本28.6%。

从以上数据中看,两个报纸新闻体裁大致相似,新闻类报道占据大多数,评论类相对较少。

  1. 新闻议题

在《时代报》的新闻报道中,环境框架共有7篇,成果框架共30篇,政治框架共有27篇,冲突框架共有4篇,后果框架共有7篇,各占比例如下:

报道框架 环境框架 成果框架 政治框架 冲突框架 后果框架
数量 7 29 27 4 7
比率 9.5% 39.1% 36.5% 5.4% 9.5%

表三 《时代报》新闻报道框架

在《先驱太阳报》的报道中,环境框架共有0篇,成果框架2篇,政治框架共有5篇,冲突框架0篇,后果框架0篇,各占比例如下:

报道框架 环境框架 成果框架 政治框架 冲突框架 后果框架
数量 0 2 5 0 0
比率 0% 28.6% 71.4% 0% 0%

表四 《先驱太阳报》新闻报道框架

在五种不同的新闻议题中,不同的框架代表着新闻报道不同的主题。其中,环境框架与气候变化的客观现实相关,新闻报道中往往采用客观的态度来传递气候变化、气温升高的信息,例如:

“The year just ended was one of the hottest on record. In NSW it was the absolute hottest, in Victoria the second-hottest, and in Australia the third hottest.

The measure is compiled by the Bureau of Meteorology. It dates back to 1910. A separate global reading prepared by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sation has 2014 the hottest year since international records began in 1880. Not a single year since 1985 has been below average and every one of the 10 hottest years has been since 1998.”

而成果框架则偏重于针对社会各界针对气候变暖议题的呼吁与成果,如“Time is running out; we need to make a choice.”

政治框架则是针对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进行传播或评论,其中不乏对于政府政策的批评,例如”Environment Minister Lisa Neville met her federal counterpart Greg Hunt to discuss how Victoria could access the $2.55 billion emissions reduction fund – the central pillar of the Coalition’s “direct action” policy.”

新闻中的冲突框架侧重于针对气候变化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冲突,或者国家、政党之间与气候变化政策有关的冲突,如”This is the view of leading sceptic Christopher Monckton. In an interview with Fairfax Media, he also said Australian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ureau of Meteorology and CSIRO were being examined by “a formidable team of scientists and lawyers” for possible fraud over manipulating climate data.”

后果框架则侧重于报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难,如”The report points to conservativ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estimates that climate change could lead to an extra 250,000 deaths between 2030 and 2050.”

当然一篇报道中往往有超过一种的框架或主题,本研究将选取新闻报道中最主要的、占篇幅最大的框架作为主旨。通过表三数据可以发现,《时代报》在进行气候变化报道时,成果框架与政治框架占据多数,分别占到总报道的39.1%和36.5%,《先驱太阳报》虽然报道数量总体较少,但是也多集中于成果框架和政治框架,这一数据说明两份在气候变暖报道中倾向于从社会呼吁、成果与政府政策方面来进行报道。

政府政策,节能减排政策对于每个人澳大利亚人生活和商业息息相关,新闻报道也是人民关注监督政府行为的重要渠道,通过大量关注政府节能减排政策,以达到信息传递、政策监督、传达民意作用。

成果框架则侧重于对社会进行呼吁,并传递已经达成的气候变暖相关成果,例如巴黎气候大会。对这一框架报道较多,给受众传递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

  1. 消息来源

在消息来源中,两份报纸具体数据如下表:

消息源 专家学者 民间组织 政客 企业 民众 媒体 其他
数量 22 2 30 2 3 5 0 10
比率 29.7% 2.7% 40.6% 2.7% 4.1% 6.8% 0% 13.5%

表五 《时代报》消息源分布情况

消息源 专家学者 民间组织 政客 企业 民众 媒体 其他
数量 1 0 4 2 0 0 0 0
比率 14.3% 0% 57.1% 28.6% 0% 0% 0% 0%

表六 《先驱太阳报》消息源分布情况

通过表五表六数据可见,《时代报》消息来源最多来自政客,占到40.6%,其次是专家学者,占到29.7%,《先驱太阳报》消息源最多同样来自于政客,占到57.1%,但其次则是企业,占到18.6%,再次是专家学者。

这数据说明两份报纸都同样关注政策与政客在气候变暖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时代报》更偏重科学家、专家的解释,但《先驱太阳报》则重视来自企业和商人的声音。这一现象与两份报纸的受众群体也有很大的关系。《时代报》更偏重于精英群体,而《先驱太阳报》则更注重普罗大众。

  1. 报道角度

两份报纸报道角度数据如下:

情节框架 议题框架 比率
时代报 37 37 50%&50%
先驱太阳报 5 2 71.4%&28.6%

表七 《先驱太阳报》《时代报》报道角度情况

通过表七可以看出,《时代报》对于气候变化的报道角度比较平均,情节框架和议题框架跟占据50%,而《先驱太阳报》则更偏重于情节框架的报道。

情节框架是指新闻中对新闻事实进行基本阐述,不解释背景,而议题框架则指对新闻事件的背景进行阐述的方式。议题框架往往更容易让受众了解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与完整故事,而情节框架则让受众仅了解单一新闻事件。

  1. 报道基调

两份报纸报道基调如下:

正面报道 负面报道 中立报道 比率
时代报 45 0 29 60.8%&39.2%
先驱太阳报 0 4 3 57.1%&42.9%

表八 两报纸报道基调情况

通过表八可以看出,两个报道对于气候变暖的态度大不相同。《时代报》多是正面报道的态度,正面报道占到60.8%,中立报道占据39.2%,没有负面报道,这说明《时代报》支持气候变暖的事实,并主张用实际行动来改善全球变暖。《先驱太阳报》则是对气候变暖持负面态度较多,其负面报道占据综述57.1%,中立报道占据42.9%,说明《先驱太阳报》对气候变暖仍主要持怀疑态度。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时代报》和《先驱太阳报》对气候变暖的新闻报道描绘出大致框架,并解答研究问题。

《时代报》与《先驱太阳报》对气候变暖的报道数量差别悬殊,其中《时代报》报道数量几乎是《先驱太阳报》的十倍,这种数量差距说明了两份报纸对气候变暖这一话题的关注度差异。

就新闻体裁与议题而言,《时代报》与《先驱太阳报》特点大致相同,两份报纸都是新闻类体裁较多,评论类体裁相对较少,且新闻议题集中在政治框架与成果框架中。探讨其中原因,两份报纸都侧重于报道政府政应对气候变暖政策的报道以及巴黎气候大会的成果。

《时代报》与《先驱太阳报》在消息来源上则呈现出差距,两份报纸最多的消息来源都来自于政客,但《时代报》排名第二的消息来源是专家、学者,而《先驱太阳报》则是商人,其中缘由有两份报纸不同的受众群体,《时代报》受众多是精英群体,而《先驱太阳报》受众则更为大众。

在报道框架设置上,《时代报》情节框架与议题框架比例平均,《先驱太阳报》则更多的是情节框架,这说《时代报》在新闻报道中更倾向于向读者介绍新闻事件的背景与来龙去脉,而《先驱太阳报》则侧重于单一新闻事件的报道。

在新闻报道立场上,《时代报》多为正面报道,肯定气候变暖的科学性,认为气候变暖是因为人类活动影响而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先驱太阳报》则多为负面报道,对气候变暖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无关,或认为人类无法阻止气候变暖。

第四章 趋势与背景

在以上框架分析之外,本研究还会对两份报纸的报道内容进行总结,并将其报道特点回归澳大利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媒介体制中去,深入分析其背景与原因。

  1. 国际影响

虽然气候变暖政策的制定是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问题,但在新闻报道中却频频可见国际政客的身影。在气候变暖这样一个全球议题中,澳大利亚国内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与对气候变暖的态度也受着国际态度的影响。

在《时代报》的报道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教皇方济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穆迪都是常见人物,他们针对气候变暖所发表的言论以及相应国家所制定的气候政策常见报端。并且在报道中总会将澳大利亚所采取的措施与这些国家进行比较,从而衡量澳大利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行动中是否积极。

这与澳大利亚国家的历史和国情息息相关,作为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会格外关注英国与美国的动态,这种关注也体现在气候变化议题之中;作为发达国家,由于煤炭工业,澳大利亚是西方发达国家中节能减排政策指标较低的国家,这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中受到争议;作为天主教国家,教皇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也会对其受众产生号召和引导作用,教皇方济各对于全球各国联合起来应对气候变暖的号召变屡见报端。

同时,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排放量可与中国、印度进行比较,因此中国、印度等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暖的态度和政策也就格外受到其关注。在《时代报》的报道中,中国和印度在气候大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出的承诺同样着墨许多。

  1. 国内环境

气候变化议题虽然是气候现象,需要科学进行分析与解释,但这一话题也与政治经济深深的牵扯到一起,无法分开。在对气候变暖的报道中,离不开澳大利亚政客、政党与能源工业的身影。

澳大利亚目前最主要政党是澳大利亚工党、澳大利亚民主党、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国家党,目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所在政党是自由党,而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区间2015年期间,前任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同样属于自由党。在《时代报》的报道中,前总理托尼·阿博特的节能减排政策饱受争议,环境保护者批评他的政策不够积极,使得澳大利亚成为气候变暖政策中的“落后国家”。同时,在进行政党选举时,候选人对气候变化态度和政策倾向也是选民评判选择的标准之一。在《先驱太阳报》的报道中,批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的气候变暖政策会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而没有实际作用。

因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煤炭和能源工业在其经济发展和就业中占据了重要角色,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会影响到澳大利亚国内煤炭工业和经济增长。在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之间的平衡,也是媒体讨论的焦点,《先驱时代报》在报道中屡屡批评气候变暖保暖政策不切实际,没有作用,反而会影响到经济发展。

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使得澳大利亚媒体在进行气候变化报道时呈现出不同的报道倾向和态度,在增加议题多样性的同时也影响着澳大利亚民众对这一议题的看法和观点。而本研究对澳大利亚气候报道框架的初步探索,也使人们对澳大利亚气候报道有更多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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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Ungar, Sheldon. Media Context and Reporting Opportunities on Climate Change: 2012 versus 1988.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2014, Vol. 8 Issue 2, p233-248. 16p. DOI: 10.1080/17524032.2014.907193.

新鲜出炉的澳大利亚创新、科学和研究体系报告来了!

身处学校的你是否知道澳大利亚政府对创新科研的支持力度?那你是否考察清楚澳大利亚的创新和科研情况呢?快来看看澳大利亚的创新和科研前景是否正是你需要的!瞪起眼来!

澳大利亚创新报告

据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创新中心执行董事Ron Johnston介绍,澳大利亚创新与科学办公室(ISA)本周发布了澳大利亚创新体系的审查报告,该报告旨在为到2030年提高澳大利亚创新、科学和调查系统能力的战略计划提供信息基础。

 

在评估报告中,设立了一个绩效记分卡,其中包括20项评估知识创造、知识转让和知识应用状况的标准。这份优秀报告反应了创新、科学和研究系统关键方面的可靠数据。

澳大利亚的创新强项

报告里提到了澳大利亚在下列六个方面的创新表现:

 

1)知识创新

  •  相比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在为高等教育研发活动和非盈利组织提供基金层面上处于较高的水平。
  •  澳大利亚许多研究基础设施资产仍然是世界级的,资产利用状况良好,支持着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与科学成就。
  •  在众多领域,澳大利亚的研究团队都是世界级的。澳大利亚的实际研究产出量远远高于对研究人员投入的估算水平。
  •  澳大利亚拥有高层次的研究合作。这里的学术研究者们能够真实地进行合作,尤其是国际化合作更加频繁。

 

2)知识转化

  •  我们正在升级我们的开放政府数据库,进一步扩大数据分享。
  •  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培养具备良好基础技能的学生,我们需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继续强化STEM学科的培养力度。
  •  政府、研究机构和公司们高度关注知识关系网的建设,希望能通过成熟的关系网运作来促进机构间的交流与互助。

 

3)知识应用

  •  澳大利亚的监管环境总体上支持创新。
  •  通过对风险资本的限制严管,经济市场职能良好。
  •  技术与技能的引进对澳大利亚的意义重大。
  •  一些生机勃勃的新生创业项目在全国遍地开花,市场生态良好。

 

4)体系范围

  • 新的统计方法能够对项目影响进行合理评估,减少低效能项目。
  • 澳大利亚的多元化社会是一个重要财富,不但人口构成多样化,海外侨民也对创新有着积极的影响。

 

5)产出

  • 澳大利亚有许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近六成致力于研发新产品、新流程以及结构组织与市场方面的创新。
  • 澳大利亚拥有不少高度创新的产业部门,例如采矿业、制造业以及专业、科学与技术类服务。

 

6)成果

  • 澳大利亚拥有强大的经济表现,失业率多年以来都偏低,同时人均GDP维持较高水平。
  • 澳大利亚是公认的宜居之地,无论是生活水平、满意度还是教育水平都备受认可。

政府对青年创新教育和科研的投资

据NISA官方信息,过去的一年里,澳大利亚政府对以下两大领域作出了重点投资(货币单位:澳元):

 

Source: NISA

1)对青年创新教育的投资

2016.7 为学生和老师提供创新培训 投资5100万

2016-2017 促进STEM学科(科学、教育、工程和数学)教育 投资4800万

2016 在农业领域和地方领域提供创新和科技投资

2016 丰富创新和教育领域的公共数据

2016 为学生提供计算机安全领域的实践经验 投资2200万

2016-2018 为研究者们配备世界级的研究设备 投资23亿

2016.7 成立澳大利亚创新与科学办公室(ISA),负责为政府所有科学,研究和创新事宜提供研究、规划方面的建议和咨询。

(货币单位:澳元)

 

Source: NISA

2)对大学和科研的部分投资

2016 CSIRO*创新基金促进初期创新项目的商业孵化 投资2亿

2016 长期稳定资助研究设备 投资23亿

2017.1 为大学的新研究项目安排资金 投资1.27亿

2016.7 全球创新战略,增强创新同科技合作 投资3600万

2016 国家系统衡量大学研究的订立和影响 投资900万

2016 将生物医学成果商业化 2.5亿

2016-2017 为女性在科学、教育、工程和数学方面提供机会 投资1300万

2016.1 帮助研究者加强同公司的联系交流(SMEs) 投资1800万

2016.7 Data61计划:澳大利亚数字与数据创新集团 投资7500万

(货币单位:澳元)

注:The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 为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组织。

 

Source: NISA

此外,澳大利亚在2016年里也做了很多尝试,引进人才补充弱势区域,使得创新氛围更加活跃,使澳大利亚的前景变得更加美好和强大。

正如澳大利亚创新和科学董事会主席Bill Ferris在报告前言中所说的:“自文明的曙光升起,创新就一直驱动着人类的进步。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好处,其实都是由创新带来。”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些当代技术的不正当运用引起了人们对创新和新技术前景与未来的担忧,2030澳大利亚创新与科学战略将会坚定地重申并证明创新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利用知识创新丰富的优势,加大投资力度、引进人才、加强将知识的新成果科学地转化成现实应用,使其真实地投入到社会以及全世界当中,在丰富社会的同时也使得澳大利亚的创新氛围更加浓郁。

来源:澳大利亚政府教育资讯

Celebration of the 3rd Writers Immers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in China

Co-hosted by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nglish-language Creative Writing and RMIT University’s non/fictionLab, the 3rd Writers Immers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WrICE) took place in China from April 4 to April 13, 2016. Twelve distinguished writers from Australia,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met in Yangshuo to partake in a writers’ collaborative residency. This was followed by outreach programs consisting of writing workshops and a literary panel in Guangzhou.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13, a Readings and Panel Discussion was held. It featured the readings by three distinguished writers, panel discussion, student anthologies launch as well as a children’s performance. It was attended by students, faculty of SYSU and many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he event is co-organized by Center for Australian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1

Francesca Rendle-short, Alice Pung, Lawrence Ypil, Dai Fan (from left to right)

In the Reading session, Alice Pung, an acclaimed Australian writer who writes across genres, read a short story about her emotional change during her pregnancy. Lawrence Ypil, a poet and essayist from Philippines, read three poems that dealt with his parents, his garden and the rain. Dai Fan,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in SYSU and a Chinese writer, read two sections of her story, one was about her good friend when she was young, and the other was about her uncl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reading, Francesca Rendle-Short, co-director of WrICE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RMIT University, invited the three writers to a literary discussion, which involved the effect of places, cultur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n their own work. After the discussion, they also answered some thoughtful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2

Launching the student anthologies

Professor Dai Fan then took the stage and launched the student anthologies. The two books, entitled Sea of Honey and The Fish are Fine, were co-edited by students from RMIT University and SYSU. Francesca Rendle-Short participated in distribution of the new books to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 evening concluded with a performance by children from Big Tree Character, a lo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of children’s character education. The performers staged a short play called You raise m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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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photo

The WrICE China residency will be followed by a workshop and public events in Melbourne in August as part of the Melbourne Writers Festival. Dai Fan, Head of English Department at SYSU and Director of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nglish-language Creative Writing, is one of the invited writers of 2016 WrICE.

从悉尼到墨尔本

 

每当在墨尔本的小屋子里住到心烦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跳上75路电车,晃悠着到墨尔本市中心去散心。

墨尔本的市中心并不大,但建筑风格典雅,人群车辆川流不息,小而富有活力。具有怀旧气息的电车仍然行驶在墨尔本的大街小巷,有现代的流线型车厢,也有上世纪的古老车厢,伴随着电车行使过程中叮叮当当的声音,行走其中让人产生穿梭时空的奇妙感。

我喜欢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广场坐着,静静看着人潮来往,便是风景和享受。广场上人群穿梭,有匆匆忙忙打扮入时的上班族,也有闲散的游客,更多的墨尔本市民悠闲地坐在广场上的沙滩椅上,美美晒着太阳。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聚到同一小片空间,生机勃勃。穿过广场来到雅拉河畔,王子桥上,看着河上皮筏艇划过留下的水波,两岸大大的草坪上躺着的悠闲的人们,配着澳洲经典的蓝天白云,只想闭上眼睛深呼一口气,感叹这美好。

澳洲之行快要结束时,我们决定到悉尼去。晚上从墨尔本South Cross火车站跳上火车,在车上睡足十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到达悉尼中央车站。我们在附近订好青旅,开始用脚步丈量悉尼。

相比于墨尔本,悉尼的气候要宜人许多,从秋日大衣换成夏天薄衫,顿时轻松许多。悉尼城很大,市中心也比墨尔本要大一些。我们从中央车站附近慢慢走,最终一直走到悉尼歌剧院和岩石区。不同于墨尔本市中心密集的景点,悉尼更像是舒展开了枝蔓,典雅的建筑们分布松散,需要你一个一个去探寻。而一切的惊叹在到达悉尼港口后到达顶点,悉尼歌剧院到像是港口的一部分。夜幕初上,望着海港的灯火与大桥,耳畔听着海港两岸咖啡馆里的音乐,暖风熏人醉。

不知为何,在澳洲人们总喜欢把悉尼和墨尔本相比较,不同人喜好不同。城市好比美人,环肥燕瘦,但美确是共通的,当你看到总不免要感叹,为这美丽。

出国留学选择传媒学院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对于学校的选择,你看中的是什么呢?是学校的综合排名?学校的地理位置?还是学校的规模?显然,对于不同的专业,选择的学校所考虑的因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传媒专业的学生选择学校的时候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设备

对于传媒系系的学生来说,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而满足实践最重要的就是学校的设备。学生需要考虑学校的设备是不是行业最新的;有没有学生单独使用的工作室,包括录音棚,剪辑工作室等;学校是否网络化,包括WIFI的覆盖,电子教学等等;学生是否有机会参与社会实践,包括演出,毕业展等等。这些所有的因素都会决定学生毕业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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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瑞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的教学大楼前身是“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广播学院”,这里曾培养了大批的行业内顶尖人士。 几年前,麦考瑞大学买下了这栋大楼,并斥资1500万澳币完善其设备。如今,传媒艺术学院的学生每天 都可以使用到这些教学设施。无论是教学设备,教学场所还是表演场地,全都与行业标准相等同。

641

师资力量

对于传媒课程的选择,不能单单凭学校的排名而判断,最重要的是学校的师资力量,包括老师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在行业内的名声,以及是否仍活跃在行业内。活跃在行业内的老师会教授给学生行业的最新知识,帮助学生毕业后快速融入到工作中。

前英国BBC制片人,美国公用无线电台制片人Howard Gelman,澳大利亚声乐教师协会(Australia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inging)的现任主席Diane Hughes等都是麦考艺术系的老师,还有更多澳洲本土知名的导演、制片人等包括Dr Iqbal Barkat,Professor Kathryn Millard等在麦考瑞任教。

就业支持

无论你学习传媒课程的目的是什么,最终所要考虑的都是就业问题,所以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要充分的考虑学校是否提供就业支持,包括时候有就业中心,是否提供实习机会,是否有校内招聘会等。

643

专业课程设置

传媒课程可能并不单单是学习传媒类的知识,同样也可以和商科课程进行结合。所以在选择院校或者专业的时候,应当考虑自身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初步职业规划选择课程。

麦大开设的部分课程

Bachelor of Arts major in

Arts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Creative Writing

Dance and Performance

Interactivity and Gam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Music

以上所有本科课程均可修双专业,部分课程可修双学位

Master of Creative Industries

Master of Future Journalism

澳大利亚大学的传媒专业在世界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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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澳大利亚政府教育资讯

 

 

与David Walker会面

在墨尔本的日子里,我们非常有幸可以到大卫沃克家里拜访,并与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喝下午茶聊聊天。

大卫沃克教授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人文学家。他主要进行亚洲研究,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我的导师张威教授与大卫沃克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我也因此有缘与之会面。

他的家距离迪肯大学有一定的距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跳上75路电车叮叮当当的前往赴约,电车之后还要再转一辆巴士,在一个僻静而美丽的街区下车,走几步路就到了沃克先生家门前。

沃克先生和夫人将我们迎进客厅。说是客厅倒很像书房,沙发后摆了满墙的书,温馨而有书香气。我们带去了沃克先生爱吃的菠萝,沃克太太准备了草莓和茶,四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样闲散的喝着下午茶聊天。

我们谈到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不同。大概因为我们的吃货属性,不可避免的谈到两国的食物。沃克先生回忆着他在北大任职时北大校园里便利的小吃和新鲜水果。在中国,出门就能随意买到的想要的东西,而在墨尔本却是住在郊区,要定期去超市采购。他们夫妇几乎游遍中国,也对中国人的好客、善意与中国城市的安全印象深刻。他们拿北京和华盛顿比较,大大称赞了在北京居住的安心。

聊天一直持续到天色转暗,我们也该离开。沃克先生送了我们他的著作,并期待夏天之后我们可以在广州再会。

我们与David Walker

来到墨尔本 你不可不了解的街头涂鸦文化

墨尔本的街头艺术把整个城市装点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馆,在琳琅满目的街道上,每走一步都能发现惊喜!但为什么恰恰是在墨尔本发展起了如此发达的街头艺术?墨尔本大学的Alison Young教授为你揭开墨尔本与街头艺术的不解之缘。

行走在墨尔本街头,如同走在一个庞大的艺术馆,丰富的街头涂鸦在墙头的每一个角落,让你目不暇接。除了那些尺寸惊人、宏美壮丽的画作,更有趣的是埋藏在角落和画作间隙的小秘密,如果你足够细心找到它们,会有一种发现宝藏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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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友好、开放的氛围也不断吸引着身怀绝技的艺术家前来创作。每时每刻你都能遇到艺术家在现场创作。既然是公共的区域,不断有更新、更惊艳的作品出现,所以墨尔本街头永远给人带来惊喜。

墨尔本与涂鸦文化的渊源为什么墨尔本会有如此发达的街头艺术?墨尔本大学的Alison Young教授认为,这源于墨尔本独特的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在最近的ARC Discovery Project中,她详述了墨尔本街头艺术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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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因素上看,墨尔本大量错综的街道为创作提供了天然的场所。墨尔本和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地理位置上的距离是街头文化免去了许多管制。说到文化因素,由于墨尔本街头的早期涂鸦作品得到当地民众和官方越来越多的认可,使得越来越多的新艺术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街头艺术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商界的注意,商业正以资助涂鸦和街头艺术的方式与街头艺术展开合作。Young认为大家对街头艺术家商业化的行为不必太过消极,“商业资助令艺术家找到谋生的渠道,这其实对艺术的延续有积极作用”。

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墨尔本街头艺术的未来发展变得不可捉摸,这意味着未来对于广大街头艺术爱好者来说是更多惊喜。

来源:澳大利亚政府教育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