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rst Australian Newspaper and the Early 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New South Wealth

澳大利亚报纸的缘起及早期的新闻自由

在西方报业的发展中,澳大利亚享有独特的地位。这不仅在于它孕育出当今首屈一指的西方传媒大亨默多克,也不仅因为它在世界十大日报中占据两个重要席位,还在于其印刷媒体的垄断程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目前是“最高、最令人瞩目的”。

西方的报纸多为私人企业的产物,然而澳大利亚最早的报纸却是政府行为的结果。1803年问世的《悉尼公报》( Sydney Gazette)从编辑、印刷到出版均由一名囚犯承担。这是澳大利亚报刊史的另一奇特之处。

在对西方报业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欧美。澳大利亚报业尚未进入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默多克在世界传媒中急剧上升的地位,人们对澳大利亚开始刮目相看。然而,尽管各种版本的默多克传记频频问世,但有关澳大利亚报刊史的研究仍然是风毛麟角。这种弱势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存在于澳大利亚本身。昆士兰新闻学教授何宁汉( John Henningham)指出:200多年的澳大利亚报刊研究尚未产生力作。

宏观的情况虽然不景气,但在澳洲早期报纸的研究方面却已有一些建树,其中包括:邦威克( James Bonwick):《早期澳洲报刊史);福克森(J. A. Ferguson):《侯氏父子和他们的报纸》;沃克(F. B. Walker):《新南威尔士的报刊1803-1920);奥施如姆(Nic Van Outshoorn):《澳大利亚报刊简史》;布莱尔( Sandra Blair):《悉尼公报及其同代出版物:1803-1842》。相关的重要杂志文章包括:周思( Pyllis Mander Joes)撰写的《澳大利亚的第一张报纸》以及拉克( Clem Lack)撰写的《著名澳洲编辑和记者:澳大利亚报刊史的重大篇章》等。

早期争取新闻自由的历程是澳大利亚报刊史的精华。在该领域的重要研究研究除上述著作外还包括:米勒( Morris Miller)的《报人和总督:早期塔斯曼尼亚的编辑和作家们》;皮特( George Pitt)的《南澳报纸1936-1859》;明内(J. M. Meaney)的《总督布里斯班和新南威尔士的报刊自由1824-1835);安德森和吉尔( Margaret Andrew Gill)的《1838年天鹅河卫报或西澳自由报》,维斯(A. G. Davies)的《昆士兰的先锋杂志及其记者》。以上著作多以各州独立的报业为研究焦点,只有邦威克做了宏观综述。遗憾的是,邦威克的研究只是一种平行描绘,缺乏比较分析和理论概括。

在澳洲报纸商业化的有限著述中,沃克(A.B.Walker)的《昨天的新闻:1920-1945年新南威尔士报刊》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尽它具有时间的司限性。此外,享利 梅耶( Henry Mayer)的《澳大利亚报刊史》,以及一些论文如高顿(W.M.Cordon)的《面对澳洲报刊发展史》、何宁汉的《报业》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对澳大利亚独立报业或媒介寡头的叙述分析方面,有索特(Gavin Souter)对费尔费斯( Fairfax)、蒙斯特对默多克、塞耶斯(C.E.Sayers)对塞米(David Syme)的研究。一些历史悠久的报纸的自身报史也包含有不少精彩内容。

本文对澳大利亚自1803年到18?年的报业情况进行简要回顾,重点集中在先锋报纸和报业争取新闻自由方面。本文运用大量历史第一手资料(包括报纸本身提供的信息),将一些争论纵深推进。作者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但又有一些新发现。比如,在探讨澳洲第一张报纸《悉尼公报》的命运时,前人的研究焦点多在印刷匠乔治·侯身上,本文在探讨乔治命运的同时,也强调了总督的历史作用。在描述澳洲为新闻自由而斗争的一节中,着重展示了同时期英国新闻事业对南大陆殖民地的直接影响,这正是传统研究所忽视的。

《悉尼公报》—— 澳大利亚的第一张报纸(1803-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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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英国决定将国内的囚犯流放到南半球的新大陆——今澳大利亚。这片广袤的土地包括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西澳、南澳和塔斯曼尼亚6个州。

1788年,英国输送因犯的“第一舰队”在新南威尔士植物湾登陆。在11艘船组成的舰队中装有一台印刷机,但该印刷机直到1795年才被政府启用。耽搁的原因可能是早期殖民主义者忙于在陌生荒凉的土地上求生而无暇他顾。此外的一种可能是,首任总督菲力普(Authur Phillip,1738-1814)无从找到一名印刷匠。

1795年,第二任总督亨特(John Hunter, 1737-1821)走马上任。此时,殖民地已趋于稳定。总督决定建立一个印刷所以便发行政府文件和各项规章制度。他任命了一名有几分印刷技艺的囚犯乔治·休斯 (George Hughes)充当政府印刷匠,休斯的主要工作是印制政府通令。

休斯在历史上只留下很少记录,他在1800年后的命运无从考证。1801年左右,休斯的职务被一个新来的囚犯乔治·侯( George Howe)接替。侯的出现使休斯相形见绌。

乔治·侯生于西印度群岛。他的父亲托马斯·侯曾担任当地政府的印刷匠。年幼的乔治·候在其父指导下学艺,博览欧洲古典文学。他曾服务于《泰晤士报》和其他伦敦报纸,取得了不少经验。最初他所做的几乎和他的前任一样 —— 为政府印制各项通令。

1803年,乔治·侯投身于《悉尼公报》的印制工作,由此揭开了澳大利亚报刊史的篇章。人们将他看做是“澳洲报业之父”。许多学者对乔治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有时难免有溢美之词。比如史学家周思评价道:

在1803年的新南威尔士的小社区……只有一个人(乔治·侯)敢于出版报纸。

上述论断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即乔治·侯创办了澳洲的第一张报纸。但实际情况是,侯当时只是一名囚犯,处于被动地位,他不过是执行了官方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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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总督对殖民地的新闻自由起了很大作用
 

事实上,在创办澳大利亚殖民地第一张报纸时,殖民地总督们起了关键作用。比如,首任总督菲利普将一套印刷设备带到了新殖民地;第二任总督亨特最初的政务之一就是利用出版设备来印发“有关殖民统治的全部命令”。早在1789年,后来成为第三任总督的菲利浦·金( Philip Gidley King)在一份官方书信中写道:

……我用六几尼可购得一套小型印刷设备,这将有利于及时传播必要的法令,倘若那种恩赐能惠及诺福克岛,我将感恩不已。

1803年,金成为新南威尔士总督后,立即创建了一份常规报纸,他认为这样做的理由是:

全体移民和居民那盼望能从传给他们的有用信息中受益,一份周刊可以大大推进这一构想,为此我批准一名能干的政府印刷业管理人士每周搜集素材(这些素材要受到官员的审查),以周报和印刷品的形式出版……

在1803年创刊的《悉尼公报》报头上有这样一条声明,它清楚地显示了报纸的官方性质:

特此命令:那些由殖民地大臣或政府的任何其他宫员签署的所有广告、命令都是被官方指定的,完全可以获准刊登在《悉尼公报与新威尔士广告报》上……

这个严肃的声明保证了总督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悉尼公报》存活的23年岁月中,几乎每一期报纸上都刊有这个声明。乔治·侯后来回忆起遭受新闻检查的磨难时说,总督有时会“拿起钢笔,莫名其妙地乱画一气,有时一个栏目、半个栏目甚至一整篇文章会遭到删除”。于是他“这个倒霉的印刷匠不得不从头再来。”侯在第一期社论中宣称这份报纸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提供者”,它“不会给任何政治讨论或个人谴责留一点儿空间。”他强调、“传播消息是我们的惟一目的。乔治·侯的观点反映了他的思想 —— 报纸应该为所有的殖民服务,包括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

为了解早期报纸的作用,很有必要浏览一下《悉尼公报》的内容。该报分为四类:政令、广告与布告、本地新闻和海外新闻。

1.政令

政府命令是指殖民地官员公布的命令、政策、法规、告示和任职书,它们通常出现在首页上,以显示其重要性。以下是一些实例:

殖民地全体人员务必于4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点到帕拉玛塔政府大厦参加罗马天主教入教仪式。此前,悉尼居民应把他们的姓名、住址等等向执克逊数士、帕拉玛塔的总督秘书以及霍克斯伯瑞的托马斯进行登记。

——W. N. 查曼阁下于1803年4月12日在政府大厦签令

一份任命书如下:

阁下任命轮船建筑队长托马斯·穆尔先为木材勘测员,在殖民地寻找建船的木材。由他安排在哪些树上设置标记,砍伐运走哪些木材,任何人都不得阻止他和他属下的行为。

  • N. 查普曼阁下于1803年4月24日在政府大厦签令

下面是一则政策法令的实例,引自1803年4月18日的《悉尼公报》:

霍克斯伯瑞的某移民未填写转让证书便把地卖了。转让书规定,在五年期之前,未经总督许便把农场授给的土地卖出无效,因此这份转让书要被注销。

为防止欺诈行为,每个人在购买农场时,都要时不时提醒自己,看看地契是否合法……

  • N.查普曼于1803年4月18日在政府大厦签令

 对所有的公众来说,官员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它们本身便是法律。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否则便是触犯法规。它们反映出早期刑事制裁下的殖民地总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2.广告和布告

政府或个人的广告和布告在早期的(悉尼公报》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出版人可以由此获利。早在发行第一期时,侯便在《悉尼公报》上开办了一个致广告主栏目,列出了广告收费标准。随着报纸的发展,广告比例不断增加。从第二期开始,广告便出现在头版,这里原是刊登官员公告的地方。两个月后,广告和布告占满整个头版,由此反映出殖民地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下面一段广告摘自第一期《悉尼公报》:

本月12日(星期六),陛下商店举行削价拍卖。供应大量的残次品和其他商品:牛肉、猪肉、面粉、豌豆、蓝衫、裙子、短袜、男帽、帆布、铁锅、窗户玻璃、细电线……

 3.本地新闻

这类新闻主要包括犯罪活动的法律记录和报告。在殖民地新闻中,审讯和死刑报告占主要部分,这反映出刑事制裁下殖民地早期生活的基本内容。下面一则例子引自1803年8月21日的《悉尼公报》:

当斯和麦克劳兰犯了抢劫医院商店的罪行,每人被判鞭笞100下,在监狱作苦工。格斯所做的判决被呈交给阁下。

不久,《悉尼公报》上偶然出现了农业新闻和事故新闻。航运新闻也开始定期刊发。

4.海外新闻

早期移民渴盼新闻,尤其是关于英国的新闻。这种需求使海外新闻占了周刊内容的四分之一。由于路途遥远,这些新闻通常在半年后才能到达。它们以海外报刊摘要的形式出现在《公报》上。正如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出版者给了他们的祖国较多的关注。

《悉尼公报》的另一个特征是为读者来信而设的“致印刷人“栏目。实际上,乔治·侯早已开始关注报纸和读者的联系了。报纸上一直群有读者来信版面。侯还在当地安装了两个信箱,用于接收各类来稿。从第六期开始,“致印刷人”成为固定栏目。读者可通过早期殖民地惟一的大众传媒来发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思想,尽管那些文章丝毫不能批评当局。

早期《悉尼公报》为周刊,它仅有四小张三栏宽的纸,每页纸有文件夹那样大。第一期发行了100份。不久,发行量上升到300到400份。一些学者认为《悉尼公报》“很像17世纪的《伦敦公报》”,它的字体、设计、方式的编排“与同时期的英文报纸相似”,并且沿袭了“英国传统”。不同在于,《悉尼公报》的尺寸要比同时期一般的英文报纸小几英寸(18.75英寸长,12.25英寸宽),它看上去有些奇特,因为“它是刑罚制裁下的殖民地报纸,并显然是因为印刷商缺少技术设备所致”。

《悉尼公报》虽然由政府控制,但印刷人必须自负盈亏。《悉尼公报》在头十年中,纸张、油等物非常匮乏。乔治·侯在1819年写道:

《悉尼公报》一开始便由本印刷人经营。为了维持《悉尼公报》,本人做了大量工作,因为《悉尼公报》不能盈利。纸张价格一度不稳。本人以高价购买纸张,并拆卸了打印机。我探索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不需任何辅助性操作便可进行……

乔治·侯经常刊登急购印刷材料的广告,并因拖期不时向读者道歉。1809年圣诞节前,侯宣称报纸难以为继,不得不停印。最后,由于政府资助,《悉尼公报》起死回生,得以继续发行。1811 年,总督麦奎尔( Lachlan Macquarie,1761-1824)减少了乔治·侯的财政负担,批准给他60镑的年薪。这是侯第二次受到总督恩惠。第一次是在1806年,当时金总督授予他自由人的身份。

《悉尼公报》在艰难中继续问前发展。1821年,乔治·侯逝世。他的儿子罗伯特·侯继承了父业。此后报纸发生了重大变动。报纸的尺寸扩为五栏。1824年,该报以“准英国尺寸”出版:20英寸长,15英寸宽,像今日的文摘小报。1825年,该报每周出两期,1827年它成为日报,发行达1800份。罗伯特还创办了殖民地第一份杂志——《澳洲杂志》,他出版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英格兰教会赞美诗集》。他在1829年1月29日逝世前,被总督授予“官方印刷匠“的称号。

1824年,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澳洲人》(The Australian)问世。该报使地位稳定的官报《悉尼公报》危机重重。在罗伯特·侯的坚持之下,政府撒消了对《悉尼公报)的新闻检查制度。侯说这是“我们期望得到的最大利益”。然而,在1842年之前,《悉尼公报》的官方身分并无多大变化,而此时其他报纸正为争取新闻自由与政府作不懈斗争。的确,《悉尼公报》的官方立场使它被视为“保守派报纸”。作为政府印刷匠的侯氏父子,必然受到官方立场的约束,所以,《悉尼公报》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独立报纸。

《悉尼公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南大陆英属殖民地的第一份报纸,而且还在于它是澳大利亚早期欧洲殖民者的真实记录。在其存在的30年中,《悉尼公报》在侯氏父子的经营下不断向前发展——从一页小纸发展成现代报纸的雏形,它是直接促成其他澳洲报纸创刊的催化剂。《悉尼公报》在澳洲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1824-1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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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24年起,官方报纸《悉尼公报》的重要地位被一张民间独立报纸《澳洲人》所取代。该报的两个创办者温特沃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1790-1872)和沃德尔博士( Dr Robert Wardell,1793-1834)都是律师兼新闻记者。他们没有请示官方,便于1824年10月14日创办了他们的周报,在第一期《澳洲人》中,他们大胆宣称自己的办报目的是为“把一座监狱转变为一个自由的殖民地——不仅自由人可以居住,而且能把这笔遗产传给具有自由自身的后代。”他们宣誓说,他们的报纸将是“独立的,统一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同时,不因恩宠和恐惧而转移。”他们强调:

…我们不会仅仅因为这些权力法案来自政府,便谄媚趋同,或蓄意反对。我们将追求我们的事业……一个自由的报刊是合法合理的,同时是一种最强大的武器。它能消灭权贵势力、挫败专制并约束压迫性权力。

当温特沃斯和沃德尔宣布了报纸的出版意图时,总督布里斯班( Thomas Brisbane,1773-1860)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他决定“给新闻界以充分自由,以此作为一次实验”。不久,政府对《悉尼公报》的新闻检查也被消了。官方的默许使独立报纸发展迅速。仅一年时间,《澳洲人》的发行量便超过了《悉尼公报》。两年之后,《澳洲人》与另一份独立报纸《监视者》( Monitor),组织发起了一场反对达令总督(Darling,1755-1858)的运动,由此拉开了澳大利亚争取新闻自由斗争的序幕。

研究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的出现有两个值得考虑的因素。1820年到1830年是殖民地生活的转折点,在这10年中,政治和经济得到了飞快发展。一个军队统治下的纯粹刑罚制裁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日益增多的自由移民的社会。刑满释放者、犯人和自由移民一致坚持要一个自由的政体。在19世纪20年代,温特沃斯、伊戈( Edward Eagar,1787-1866)和沃德尔这些政治领袖掀起了一场运动,其政治宣言是要扩大殖民地的公民权。英国法规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则被沿袭下来——陪审团和政府选举制度。在他们的要求中也包括言论和报业自由,并且最终成为他们反对独裁政和排斥主义(代表了早期殖民地社会的保守派)的政治武器。1824年8月5日,英国第一届立法会议召开,由此揭开了削弱总督专制权力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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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沃斯,《澳大利亚人》报创刊人
 

在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官方惩罚新闻自由的主要方式是起诉报纸“诽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曼彻斯特观察家)(The Manchester Observer)案。1820年4月29日,该报报道了一次酒吧事件:几名醉醺醺的士兵殴打了一些激进分子。结果,新闻记者被判处一年徒刑,罪名是诽谤“皇家部队”。当时,此类案子无计其数。报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加剧,废止诽谤诉讼制成为报业争取自由的主要目的。19世纪20年代末的“皇后事件”使为新间自由而战的报业获得极大鼓舞。当时国王企图与皇后离婚,此事遭到全社会的反对,慑于报纸的强大舆论,国王不得不让步。这个报纸挑战皇权事件在英国新闻史上被誉为“报业的胜利”。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政府约束报业的主要手段一一印花税不断减少,最后被取消了。

英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鼓舞了殖民地的报业,并直接导致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的创办。《澳洲人》主编、剑桥大学博士沃德尔是伦敦著名晚报《政治家)(Statesman)的编辑。作为争取新闻自由的一名勇土,他的报道活动多次挑战英国出版法令。威克沃( William H.Wickwar)在叙述英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一书提到沃德尔“为了避免被捕,不得不付保释金”,并且得“接受缺席判决,出具保证书,以防他的报纸以后会出现任何过激言语”。沃德尔这位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给年轻的澳洲报业注入了新闻自由的活力。

《澳洲人》的另一位创办者温特沃斯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第一位政治家。他年轻时被送往英格兰接受教育。至19世纪下半叶,温特沃斯已是新南威尔士的一位著名政界人物。他集探险家、作家、律师、农场主和政治家于一身,试图根据英国宪法来建设自已的国家。他坚信,实行新的政体将会使澳大利亚摆脱贫穷和奴役,逐渐走向自由、繁荣和幸福。1819年,温特沃斯和沃德尔在伦敦相识。他们决定在新南威尔士创办一份自由报刊。1824年,他们从英国乘船来到悉尼,并带上了创办独立报刊所需的印刷设备,开始了将澳大利亚变成“世界另一端的英国”的奋斗。

在《澳洲人》报的早期实践中,沃德尔以他独特的写作风格深深吸引了读者。学者科瑞这样形容:它充了讽刺意味,有时轻描淡写,经常重笔出击,总是无情鞭笞,“其话语直接、准确地指向问题实质”。沃德尔和温特沃斯经常批评独裁者和政府。显然,澳大利亚第一份独立报纸与其母国有很深的渊源,尤其是受其新闻自由精神的影响。

如前所述,殖民政府对悉尼出现第一份独立报刊的反应是宽容的。直到1825年11月2日,在这份报纸创办三个月后,布里斯班总督才通知伦敦。他说“这些绅士(温特沃斯和沃德尔)从未得到我的批准便出版了这份报刊。”但又写道,“我认为最好的权宜之计是给予报业充分的新闻自由,当作一次尝试”。布里斯班政府1823年法案建议殖民地享有英国法案的全部权力。如果在英国法律中,新闻自由摈弃了出版管制,为什么它的殖民地要因循守旧对报业加以管制呢?

另一方面,新南威尔士的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布里斯班总督的个性。一些史学家认为,布里斯班坚信殖民地有能力建立起自由机制。“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殖民地”。布里斯班任职不久便在《悉尼公报》上开设了一个栏日,名为:“公正、立法大讨论”。一个月后,温特沃斯的父亲阿赛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

 阁下为他曾一度控制的报刊解开了枷锁。在权限范围内,他特许给报业新闻自由。这是他赠与殖民地的最英国式的礼物,每一个殖民者都永生难忘。

布里斯班非常满意这次新闻自由的“试验”。他说,“能给予殖民地人民以无上的利益,我深感荣幸”。他还指出:

假如没有一个自由、开化的公众环境,那么把自由报刊和陪审团制度引入殖民地是不可能的。

然而,学者闵内(F. J. Meaney)认为,布里斯班虽未限制《澳洲人》的发行但也并未鼓励它。真正的英雄是温特沃斯和沃德尔,是他们“率领殖民地人民争取报业自由的”。

英国政府相当关注布里斯班进行的殖民地新闻自由的“试验”。1825年,当布里斯班把几份《澳洲人》提交给英国殖民大臣巴萨斯特爵士( Lord Bathurst)时,后者警告说,“如此一类报纸会对社会产生极度的危害”。在布里斯班离职之前,巴萨斯特曾指示接任者达令总督对殖民地的报业实行控制。但并未引起达令的重视。在这段时期,悉尼第三家报纸、另一家独立周刊《监视者》于1826年5月面世。它的编辑埃德沃继·史密斯·豪尔( Edward Smith Hall, 1780-1860)不久便与《澳洲人》联合起来争取新闻自由,并且更加英勇无畏。

豪尔来自一个富足家庭,其父是一家私立银行的董事。他早年信教,从事社会工作,他“很敏感”,“是一个有教养、有理想、有原则的人”。1811年10月,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殖民地。1813年麦奎尔总督任命他在政府法院工作,1820年左右,他成为《悉尼公报》的助理编辑。1826年5月19日,豪尔和他的搭档阿瑟 希尔( Arthur Hill)出版了《监视者),其宗旨是“不带偏见地进行记录”。

这张报纸代表了穷人的意见,它坚持如下原则——“任何犯人,不管他是否犯有天大的罪过,都应依法处置”。《监视者》提倡民主选举制和陪审团审判制,它谴责权贵阶级和达令总督的强权管制。豪尔描述新南威尔士的大农场主时说他们像“残酷的恶魔”,是“为世界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官吏”。9月8日,他谴责了总督的新土地法,并警告公众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绅士都不要再移民了”。当期《监视者》还指出,正是那些迫害手下犯人的权贵阶级控制着新南威尔士的立法院,也正是他们反对下院和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两星期以后,豪尔断言:“新闻管制代表了新南威尔士保守派的独裁专权”。

1826年10月20日,该报批评了达令总督的黑暗监狱机构。11月3日,报纸发表了一篇倡议自由宪法的文章。11月17日,编辑用了五栏篇幅强烈谴责了总督实行的囚犯制。

豪尔的攻击使达令总督大为恼怒,他回击道:“与以前的文章一样,9月8日的文章是蛊惑人心的。毫无疑问,《监视者》的编者正尽力使自己立足于社会的低层阶级中”。他认为豪尔的刊物是“极为煽动的”,“这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家伙”所写的,他认为“肯定会有积极的管制措施来回应他们”。总督与报纸开始势不两立,而不久后的“萨兹-汤普森事件”则使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萨兹一汤普森事件

萨兹和汤普森是悉尼57兵团的士兵。1826年9月20日晚,他们在市镇的一家商店里公然偷了几件衣服。他们希望在一段短暂的监狱生活后,能获准以自由居民的身份住在殖民地,从而开始美好的新生活。在那个年代,这是士兵逃离军队的一种惯用方法。为了杀一儆百,达令总督决定重罚这两个士兵。他改动了判决书内容,将诺福克岛流放7年的惩罚改为在修路工地做7年苦役。囚徒在做工时,腿上要戴特制的铁镣,颈上绑着金属项圈,中间以铁链相连。11月21日,在达令的命令下,开始对两名肇事者实行军事刑罚。酷刑之下,患病的萨兹难以忍受,五天之后便死去了。汤普森戴着项圈和铁链做了11天苦工。1827年7月,由于英国国务大臣对殖民地的一项命令,汤普森被赦免—— 因为总督无权改变法庭对这两个士兵作出的判决。

1826年11月25日的《澳洲人》发表社论抨击了总督,指出这“简直残酷到了极点”。萨兹死后,另外两份独立派报纸立即作出响应。11月29日,《澳洲人》指出“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萨兹的死亡动容”。“达令已被列入最坏的恶魔之列”。社论称总督改动判决书是“错误”。接着又说:“新南威尔士总督在新南威尔士比英国国王在英国国内拥有更大的权力……”

当萨兹死亡的噩耗传来时,社论作者以愤怒和同情之心发表了议论:

当读到这条消息时,我们都大为震惊。感情的潮水难以退落,我们已无语。仁慈的主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被吞噬了:我们本应对法庭的一纸判决加以干涉的,这是怎样的悲哀!……

《监视者》也加入了这场战斗。11月1日,社论撰稿人写了一篇攻击达令的讽刺作品,其中说:

达令不知道悉尼是一个边远城市。他应当在英国国内做总督。达令总督急切地想看看这些铁制衣衫的效果,以确保罪犯的肉体能忍受这些刑具。

社论指出,达令“无权”改动对两位士兵的判决,这“使人重新想起英国法院审判史上所有臭名昭著的总督的名字,他们的暴政迟早会恶有恶报的”。在这段时期,两家报纸不光把萨兹受的刑罚称为“谋杀”,而且要求弹劾达令。

《悉尼公报)因在报道“萨兹事件”中为总督辩护被看做是“政府的喉舌”。侯需要达令的支持,更担心总督再建立另外一个官方出版物。但就个人而言,他支持报业自由,还肯定陪审团审判和议会选举制。侯发表了一篇文章,阑述了《悉尼公报》不光要保护人民,还要支持政府的立场。显然,《悉尼公报》具有双重性格。

因为对“萨兹事件”的曝光和对总督的批评,《澳洲人》和《监视者》大大吸引了公众。这两张报纸销量骤增。《澳洲人》的发行量增至1200份,《监视者》的发行量增至1000份。这显示出独立报纸的强大生命力。

总督达令决定给报业戴上枷锁:“殖民地正在享受着新闻自由,其作用近期已经发挥出来了”。这说明“这种自由机制并不能使殖民地状态良好,它的误用使得新闻管制非常有必要。“他贬斥侯是一名“叛徒”,攻击温特沃斯是一名“卑贱的、先天病态的家伙。至于沃德尔,总督认为此人“没有什么原则,仅仅是自问自答而已。”达令指出,《监视者》“这段时间里一度放肆,简直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他指出《监视者》和《澳洲人》“将扰乱殖民地的平静。”

1827年4月11日,达令向议会提出两个议案。一个是报纸須经批准出版议案,许可证仅有一年的有效期,它可随时被总督撤销;另一个是对每份盈利性报纸征收四便土印花税的议案。然而,除非大法官认为提交的议案不与英国法律相冲突,议案才能被新南威尔士议会通过。急于要控制报业的达令不断催促弗朗西斯·福布斯大法官(1784-1842)要赶快对殖民地报业严加管制,因为报纸的言辞“即使不是十分危险,也已成为一种警报了。”然而,福布斯拒绝为特许出版法案出具证明,因为它与英国法律不符。达令背看大法官迅速通过并颁布了印花税法案——对每份出版物征收四便士税。大法官终于悟出,《印花税法案》的实行将会减少报纸发行量,最终导致报纸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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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令,镇压殖民地新闻自由的总督
 

的确,这项法案的公布令编辑们很震惊。“我们都很惊讶……公众也很吃惊”,《澳洲人》指出。《悉尼公报》的侯指出,由于印花税,他的发行量已从2000份降到了600份。新创办的周刊《Cleaner》称,这项法案将会中止报纸的发行。《澳洲人》和《监视者》坚强不屈。他们坚信这顶法案是“不合法规的”,“无效的”并且缺乏“严格的说明”。《澳洲人》宣布: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制定法案管制报业的出版发行,因为殖民地不是英国。……对报业自由的管制,就是对人自由天性的束缚。

1827年5月16日《澳洲人》在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政府实行的印花税,说它已经把“殖民地的每一个人和每个阶层完全搞混乱了”。社评接着质问道:

法案通过时大法官在议会会场吗?约翰·麦克阿瑟先生在场吗?罗伯特·坎贝尔先生在场吗?索尔斯比先生在场吗?(七名中有四位不在?)我们应当为此发问——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是在为其他缺席的成员鸣不平……

《监视者》在1827年5月8日发布了一条通知,为了避税,这家周刊将改为周两刊。订1份报纸1先令,两份报纸都订的会得到7便士的优惠,即每份8.5便士。1827年5月1日,由于总督近期颁布的限制报业自由的法案,《监视者》开了9个关于“新闻自由”的栏目,其中包括:新税法对殖民地报业主的影响;新税法的不平等性;滥用新税法的主要目的;新税法的不合理性;编辑和公众对这两个新法案的自救措施等。1827年6月1日,当《印花税法案》正式实施第一天时,报纸对读者说:

 我们非常难过地看到,达令总督给人民制定出一项如此可憎的税收。达令总督实际上指望着,并可以预见到近期殖民地颁布的三个议会法案会引起人民不满情绪的大风暴,所以我们认为达令病得不轻。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社会各界的痛苦呻吟一一无论是高层还是低层,富者还是穷人,移民还是犯人,达令能把自已的名字忝列在历史上那些残酷统治者的名单之中……

对报业做了一段长期论战后,总督和大法官均向英国政府汇报了此事。英国政府法律办公室支持福布斯,达令的提议被看做是“不妥当议案。”于是,印花税在澳大利亚1827年7月暂停实施。一年后被英国正式禁止。

达令被二度击败。现在他手中约束报业的惟一武器便是控告报纸诽谤。《监视者》的豪尔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从1828年到1830年,豪尔多次被判犯有诽谤总督和政府官员罪。1828年9月29日,豪尔批评新南威尔士副主教司格特,把他形容为“殖民地自由的最大敌人“。为此豪尔被指控有诽谤罪并被罚款。1829年4月15日,豪尔再度获罪——对达令总督犯有煽动诽谤罪,对麦奎尔港的克罗地司令官犯有诽谤罪。这次豪尔被判处15个月的徒刑。几乎与此同时,《澳洲人》的编辑埃德温·海斯( Edwin Hayes)也被判处监禁,他也被指控对达令总督犯有煽动诽谤罪。当年1月份,海斯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达令总督在萨兹一汤普森事件中的行为。海斯被判令上交100英镑罚款,并被判处6个月徒刑。

身陷囹圄的豪尔和海斯在狱中仍坚持编写报纸,他们没有停止对达令政府的批评。这更进一步的“诽谤”导致了服刑延期。1830年11月6日,由于乔治四世的到任,豪尔获恩准被释。但他的服刑期超过了3年半。海斯付了100英镑的罚款,于1830年1月获释。

豪尔在狱中毫不退步,温特沃斯则继续在社会上进行反对达令的斗争。1829年3月,他向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控告了达令政府的一系列作为。达令不久便开始报复。在1829年7月5日的一次演说中,达令说“毫无疑问,报业正纵容自己变得无法无天,它极力贬低政府,激起公众不满,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了“。他抨击温特沃斯的控告“充斥诬蔑和诽谤,粗俗不堪,难以置信”。为了彻底击败报业,达令加速了他的攻击进程。1830年1月,他提议通过一项新的报业管制法案—《新闻法》修正案,该项新法案会对犯罪活动施以重罚。对两次犯有侮辱罪和诽谤罪的人的进行流放处罚。当然,这是特别针对沃德尔和海斯的。然而,达令的计谋落空了。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戈德瑞赤(Goderich)取消了达令的提案。他认为达令对沃尔和海斯施加的处罚“太残酷了”,要求达令要“严格但不是苛刻地执法”。

对于这场失败,达令无力回天。一个月后,英国政府决定免去达令的总督职务。1831年10月1日,豪尔把这条消息刊登在《悉尼公报》上,他把达令的被罢免看做是自己“个人的胜利”。10月22日,在达令离职之前,《澳洲人》报道说:“人民欣喜若狂!达令的统治时代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当达令乘《Hooghly》号启程时,温特沃斯在自己豪华的沃克卢斯官邸富于挑衅性地举办了一场有4000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澳洲人》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

沃克卢斯聚集了4000多人来分享温特沃斯先生的热情。他们对达令即将离任兴奋不已。温特沃斯的府邸敞开胸怀,迎接所有可敬的来访者。盛宴就设在府邸前的大草坪。路旁不远处搭了一个大篷,里面堆满了面包,还有一桶桶库柏杜松子和赖特强力啤酒。在一把长长的铁叉上,一头小公牛已经烤熟了。随后,又烤熟了12只绵羊。这场盛宴上有4000个人头攒动。到了晚上7点,高坡上点燃了两处大篝火……乡间体育、随意交谈等活动持续了一晚。黎明到来时,客人们兴致已尽,结束了这场盛宴。

《监视者》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摆脱了达令枷锁的报业自由“,以此来庆祝新闻自由的胜利。事实的确如此,在达令结束了对新南威尔士6年的统治之后,新闻自由时代才真正到来。

By Zhang Wei

(未完待续)

This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FASIC & ACC Australian Studies in China Program 2017-18

 

参考资料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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