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奖 《从南洋到汕头 ——归侨一家的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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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从南洋到汕头 ——归侨一家的半个世纪》

作者:黄晴、邱晓桐、蒋莉敏

静静的墓地,小提琴声悠扬地响起,音乐教师陈邦进缓缓地拉着马思聪的《思乡曲》[1]。他身旁的一座墓碑上刻着“仪科陈公”。这是陈邦进父亲陈仪科(1923~1988)的墓地,位于面向大海的礐石山上,陈邦进说,那是父亲来时的路。

陈邦进说,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两首小提琴曲来形容,前半生是马思聪的《思乡曲》,后半生是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2]。两首小提琴曲,都是父亲生前最爱听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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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关系图

第一代:命运安排人生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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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陈仪科。(陈邦庆/供图)

陈仪科出生在印尼,祖籍潮州东凤,父亲陈逢合在印尼廖内群岛经营橡胶园和杂货店,育有六子四女,陈仪科排行老三。

作为大家庭里的三少爷,陈仪科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将来继承家业,但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他却偏偏选择要去做一名小学老师。

1948年初,陈仪科前往新加坡的中华艺术专科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由著名音乐前辈赵沨[3]创办。在赵沨的影响下,陈仪科从南洋回到中国参加革命。从此,这位三少爷的命运彻底发生改变,有生之年再未回过他的出生地印尼。

回国这一路,陈仪科紧跟赵沨,由新加坡抵达香港,经过广州,最后抵达北京。作为爱国进步青年,陈仪科参加了第一届中央进步青年干部培训班(即中央马列大学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陈仪科被指定为“南下干部”,从北京派到了广东海陆丰。

本以为可以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一番,但是,人生并没有按照陈仪科的意愿进行。由于过去的历史无人证明,陈仪科被怀疑为国际间谍,他不堪重负,大病一场,迫不得已,被调离革命队伍,遣回原籍务农。

对于从小生活在富庶之家、从未做过粗活的陈仪科来说,务农生活艰辛,日子难熬,直到罗兰珍的出现……

罗兰珍也是归国华侨,1936年出生于印尼,比陈仪科小13岁。1954年,18岁的她带着弟弟罗礼祥回到了中国。

上个世纪初20、30年代,为了谋生,罗兰珍的爷爷留下妻儿,毅然乘着红头船下南洋,最后在印尼立足,经过多年打拼,赚得一份家业,并在印尼开设了百货商场和当铺。罗兰珍回忆道:“(爷爷)是在唐山(华侨对中国的称呼)出生的,在唐山生活太艰苦了,他便去印尼谋生。”后来,罗兰珍的父亲也跟着下南洋,并在印尼结婚生子。

罗兰珍18岁的时候,父亲要求她和弟弟回中国读书,到家乡大埔县高陂镇参加新中国建设。“那时候中国很艰苦,我一直想去新加坡,但我爸爸不同意,说新加坡是资本主义社会。”罗兰珍说。

罗兰珍性格活泼,能歌善舞,还能表演话剧。虽然在印尼有免费升学的机会,但这没能阻挡她回国的脚步。像那个时候东南亚的很多华侨青年一样,罗兰珍和弟弟撕毁了在印尼的出生证明,坐了七天七夜的客轮,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罗兰珍和弟弟想到广州的南洋华侨补校读书[4],但学校名额已满,他俩被分到厦门集美补校读书。“那时刚好在广州认识一个老乡,是干部,了解时局,听说我们被分到厦门读书,就写信给我父亲,说不能让你女儿和儿子去,因为厦门离台湾近,经常有战火。结果我们俩这么一延误,集美补校已经开学了,没办法只好经熟人介绍来到汕头的华侨补校读书。”

图2 罗兰珍在印尼的学校演出。(陈邦庆/供图)

图2 罗兰珍在印尼的学校演出。(陈邦庆/供图)

虽然汕头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来自台湾的飞机轰炸并没有消失。当时沿

海一带,时不时会受到台湾飞机轰炸,“有一次,我生病没有去读书,刚好飞机来轰炸,炸到我住的对面房屋,我弟弟正好放学回来,在路上吓坏了。我也一直在家里哭,因为弟弟还没有回来,不知道有没有事。”

姐弟俩在汕头举目无亲,生活艰苦,这时候,他们想起同样从南洋回国的陈仪科。陈家和罗家在印尼有生意上的往来,而陈仪科还曾经是罗兰珍和弟弟的老师,教过罗兰珍一年。因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兰珍便带着弟弟找到了陈仪科。

正是这一找,找来了一段姻缘。

“他(陈仪科)当时生活真的很艰苦。我们去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米糕,连糖都没有,得去和隔壁的人家借。”罗兰珍回忆道,当时隔壁人家的糖刚好也

吃完了,陈仪科就想向人借钱买糖。“我弟弟听了就说他去买,便买了糖和一些别的东西留给他吃。”

彼此认识,又同为归侨,罗兰珍时不时带着弟弟去看望陈仪科。罗兰珍说:“他在潮州务农,我觉得他的生活太艰辛了,就请人帮忙写一封信寄给他国外的哥哥,告诉他仪科在这里生活艰苦,连买糖的钱都没有。他哥哥知道后,每个月就会寄72元人民币回来给他用,不过他一直没舍得用。”

活泼开朗的罗兰珍,遇到了勤俭朴实的陈仪科,两个无依无靠的归国侨生,相互照应、相互倾心,1955年国庆期间,他们俩结婚了。

婚后,陈仪科跟着罗兰珍来到汕头定居,在老乡的介绍下,他们在小公园附近的万安街租了房子,开始了新生活。罗兰珍的弟弟罗礼祥和姐姐姐夫住在一起。这套房子共三层半,这一租就是十几年。

汕头小公园,是上世纪 30 年代汕头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是“百载商埠”的历史见证。它呈独具一格的放射状路网结构,称为“四永一升平”(指永安街、永和街、永泰街、永兴街和升平路),分布众多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而万安街则位于永平路旁,这一带的楼房,是汕头最早的华侨房,曾经住着很多华侨。

在汕头找到房子住下之后,因为担心坐吃山空,想着不能依靠华侨供养,要自力更生,夫妇俩就开始寻找工作。罗兰珍找到一份在工厂里做尼龙线(用于做渔网的线)的活。“我一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华侨找工作比较难,我一直都是临时工,一天工资8毛钱。”罗兰珍说。因为罗兰珍有着华侨背景,做工时被人叫做“阿番”(番:方言,番客可用于指代华人华侨)。“有一些工人看我长得像富家小姐,(皮肤)白白的,就故意欺负我,叫我去搬运整箱尼龙绳,一整箱很重,搬起来很痛苦。但是我不肯被人看轻,我的个性很强。”为了不被人看轻,罗兰珍想了个办法,将一箱尼龙绳拆开,分开搬,再合起来。“她们不能看轻我,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就这样,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罗兰珍才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

    陈仪科也谋到一份工作。虽然读过书,但在那个年代,为了生存,不得不放下身价,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筑材料中的砂土石需要集中供应,砂土石通过水路从外地运到潮汕地区。陈仪科在砂土石供应处(后改名为建筑材料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帮着登记货物,再供应给建筑单位。虽然工作普通,但是能够挣得一份薪水,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陈仪科还在单位教人唱歌,文革期间,还教工人们学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作为单位的工作积极分子、劳动模范,陈仪科这一干,就干了一辈子,直到从砂土石供应处退休。

虽然所从事的工作离陈仪科当初回国时的理想相距甚远,但命运至此,他从不抱怨,在平凡的工作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

在妻子的眼里,陈仪科是一个很“革命”的人。“临终时,最难受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要去了,吩咐我说一定要让孩子为人民服务。”罗兰珍感慨到。“他对家庭很好,对孩子们非常严格。他经常和我说,孩子要读书,让他们有文化,才能为社会服务。可惜,他的命不长,死的时候六十七岁。他从没有和我吵过架,没有说过我。只是有时会批评我有点‘印尼派’(指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说我想穿得漂亮。”

现在,生活好了,老伴却走了。以前能歌善舞的罗兰珍,跳舞再也不跳女步了,因为,对面男伴的位置,永远只属于陈仪科一个人。每每回忆起过往的那些人那些事,罗兰珍都禁不住一阵感慨……

第二代:艰苦岁月琴声悠扬

1956年,陈仪科和罗兰珍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大女儿陈文玲。两年后,夫妇俩又迎来大儿子陈邦庆。之后,另两个孩子也相继诞生,陈仪科一家,成了有四个孩子的大家庭。

图3 1962年春节,陈仪科一家到摄像馆拍了大合照。前排左一为大儿子陈邦庆,左二为罗兰珍,手里抱着二儿子陈邦乾,右二为陈仪科,右一为大女儿陈文玲。后排左一为陈邦庆的小舅,左二为陈邦庆的大舅。从照片可以看出,当年陈家的生活境况,成年男子都穿西装,罗兰珍烫了头发,孩子的衣着整齐,带着“侨”味。(陈邦庆/供图)

图3 1962年春节,陈仪科一家到摄像馆拍了大合照。前排左一为大儿子陈邦庆,左二为罗兰珍,手里抱着二儿子陈邦乾,右二为陈仪科,右一为大女儿陈文玲。后排左一为陈邦庆的小舅,左二为陈邦庆的大舅。从照片可以看出,当年陈家的生活境况,成年男子都穿西装,罗兰珍烫了头发,孩子的衣着整齐,带着“侨”味。(陈邦庆/供图)

陈邦庆小时候,家里算不上富裕,但由于父母是归侨,每个月都会收到印尼亲戚的侨批,与其他家庭相比,生活还算小康。当时家里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小到橡皮筋、铅笔,大到自行车、收音机,都是南洋亲戚寄回来的。

“当时我家里有两台进口相机,一个是德国产的,一个是日本产的。”陈邦庆说。年轻时陈邦庆喜欢玩摄影,照片拍完后,自己设个暗房冲洗。“我们家很早就有彩色照片了,彩色胶卷是从南洋寄回来的,一卷可以拍12张。当时汕头还没法冲洗彩色相片,拍完要送到香港洗。”

图4 陈邦庆自己冲洗的相片,后排右一为陈邦庆。(陈邦庆/供图)

图4 陈邦庆自己冲洗的相片,后排右一为陈邦庆。(陈邦庆/供图)

图5 陈邦庆至今仍保留着从南洋寄回来的相机。(陈邦庆/供图)

图5 陈邦庆至今仍保留着从南洋寄回来的相机。(陈邦庆/供图)

 

除了相机,陈邦庆还有自行车。当时进口的自行车很少见,“小时候我们家有两辆自行车,是从南洋寄回来的英国雷利牌自行车。”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南洋的亲戚把钢笔、手表、奶粉、咖啡、阿华田等等东西装在木箱里,寄到中国。木箱后来被拆成木板,重新利用做了家俱。

图6 南洋的华侨寄回中国的钢笔和手表。那时候,从南洋寄回来的钢笔上,会清晰地刻着一些祝福语。其中一只写着:“鹏程万里,罗兰珍姨留念,愚姐夫赠。”这些祝福深深寄托着远在南洋的亲人的思念之情。(陈邦庆/供图)

图6 南洋的华侨寄回中国的钢笔和手表。那时候,从南洋寄回来的钢笔上,会清晰地刻着一些祝福语。其中一只写着:“鹏程万里,罗兰珍姨留念,愚姐夫赠。”这些祝福深深寄托着远在南洋的亲人的思念之情。(陈邦庆/供图)

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得到南洋亲戚的接济外,对于陈邦庆来说,最重要的,是归侨家庭让他有机会学习乐器。

陈仪科告诉四个孩子,要学会生存,必须学会一门技术。他结合孩子们的兴趣,安排兄弟姐妹四人每人学一种技艺。大姐陈文玲学外语,大儿子陈邦庆学手风琴,二儿子陈邦乾学画画,最小的儿子陈邦进则学小提琴。

陈邦庆的第一台手风琴,是舅舅从南洋带回来的意大利红色手风琴。虽然是女式,但是陈邦庆还是爱不释手。从70年代开始,陈邦庆就开始练习手风琴。现在,陈邦庆虽然有了几台手风琴,但用得最顺手的还是这台女式手风琴。只要一拿起来,陈邦庆随时都可以拉出一首首欢快的曲子。

图7 陈邦庆的第一台索布拉尼牌手风琴。(陈邦庆/供图)

图7 陈邦庆的第一台索布拉尼牌手风琴。(陈邦庆/供图)

 

父亲陈仪科年轻时在新加坡读过艺术专科学校,非常喜欢音乐。他在汕头结识了不少音乐人及粤剧、潮剧演员。大家经常聚在陈仪科家中弹弹唱唱,陈邦庆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长大的。“什么音乐我们都会玩。我们学手风琴,玩钢琴。我有几个好兄弟,经常几个人在一起(玩音乐),有扬琴、吉他、二胡、小提琴、笛子,甚至还有口琴、八线琴,中西乐器合在一起,很热闹。”

图8 五个月大的陈邦庆,还没有手风琴大,家里人为他和手风琴拍了张合影。

图8 五个月大的陈邦庆,还没有手风琴大,家里人为他和手风琴拍了张合影。

图9 青年时期的陈邦庆。

图9 青年时期的陈邦庆。

图10 现在,陈邦庆还是对手风琴情有独钟。

图10 现在,陈邦庆还是对手风琴情有独钟。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每天晚上,家里的阳台上总会传出美妙的歌声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父亲唱男中音,大舅拉手风琴。“那个时候,我们会唱各种类型的歌,像《河里青蛙》、《梭罗河》这些印尼歌曲,也会唱今天被人们称作‘红歌’的歌曲。”陈邦庆说。许多年后,陈邦庆的朋友说,他们从小的音乐启蒙教育,就是从陈邦庆家阳台上飘出的一曲曲歌声。

在1963年出生的小弟陈邦进眼里,大哥陈邦庆是兄弟姐妹中学习最用功的:“印象中,我哥当时练琴一天五、六个小时。”陈邦进和大哥一样,也爱学琴。小学四年级时,父母就让陈邦进学习小提琴。陈邦进的第一把小提琴,是一把买来的二手琴。那时候,全家人一个月工资收入大概60元左右,父母用了30元给陈邦进买了一把二手的百灵牌小提琴。

上世纪70年代初,孩子们学音乐没有现成的乐谱,要向老师借来抄在五线谱上。因为家里晚上经常停电,而单位有电灯,每天晚上陈仪科值夜班时,就鼓励孩子们去单位找他,借着灯光抄乐谱。“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沉思》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抄的乐谱。当时买不到教材,都是一个音一个音抄出来的,没得复印。”陈邦进说。

“爸爸当时为了奖励我认真拉琴,用他三分之一抽烟卷的钱让我去买糖。”陈邦进回忆起父亲时,眼眶里饱含泪水。当时每个星期父亲有三毛二的钱可以买一包烟丝,而每次都会抽一毛钱奖励陈邦进。“看到我们认真练琴,他会很开心。”父亲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陈邦进学琴,而母亲则是严格要求,一旦孩子不听话,母亲便会吓唬他们“不乖不可以学琴”。

图11  1968年,陈邦庆四兄弟姐妹在家里的阳台上合影。(陈邦庆/供图)

图11 1968年,陈邦庆四兄弟姐妹在家里的阳台上合影。(陈邦庆/供图)

图12 陈邦庆四兄弟姐妹重聚。(白净/摄)

图12 陈邦庆四兄弟姐妹重聚。(白净/摄)

相比家里的其他小孩,陈邦进算是非常幸运的,他赶上了恢复高考,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1977年,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1981年,陈邦进离开汕头,前往广州备考。一年后,他成功考上星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1986年,陈邦进大学毕业了,留在广州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又调到广州文艺职业技术学院任职。除了一直在学校任教,陈邦进也任了多年广东省音乐考试命题组老师。

和弟弟陈邦进的音乐之路相比,陈邦庆重新回归到音乐基础教育的道路则是一段坎坷的历程。

1965年,陈邦庆在汕头华侨小学读书。1970年升入中学。那时候, 毛主席语录风靡一时:“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按照要求,学生必须去劳动大学(现汕头大学旁,又称五七干校)学习。各学校各年级轮着去劳动大学学习。为了躲避去劳动大学,陈邦庆开始转学,先是在十二中(当时汕头有省侨中和市侨中,十二中是当时的市级侨中)读初一,后又到一中。升入高中,陈邦庆进入了四中宣传队。

在宣传队里,别人唱歌跳舞,陈邦庆就拉手风琴伴奏。手风琴便于携带,陈邦庆表演时,有时会用学校的琴,有时也会带上大舅给自己的手风琴。四中宣传队的生活,让陈邦庆认识了第一位手风琴老师陈曙红。而陈曙红除了教陈邦庆拉手风琴,还带他认识了像陈良纯等汕头著名的手风琴家。

图13 中学文宣队跳舞。(陈邦庆/供图)

图13 中学文宣队跳舞。(陈邦庆/供图)

图14 文宣队外出演出,陈邦庆在队伍里拉手风琴伴奏。(陈邦庆/供图)

图14 文宣队外出演出,陈邦庆在队伍里拉手风琴伴奏。(陈邦庆/供图)

图15 汕头四中文宣队合影,后排右起第四位为陈邦庆。(陈邦庆/供图)

图15 汕头四中文宣队合影,后排右起第四位为陈邦庆。(陈邦庆/供图)

高中毕业后,陈邦庆下乡到了建委五七果林场宣传队。下乡第一年,陈邦庆在月浦双溪咀(汕头园林处)种水仙花、赶鸭子。隔年,他到汕头机电队学钳工。下乡的最后一年,陈邦庆回到果林场场部小工厂(礐石九天娘娘庙附近)生产三氯化铁。

“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开始允许华侨出国定居,当时重回印尼成为陈邦庆全家的奋斗目标。陈邦庆一家向组织提出申请,可能是因为父亲的问题,直到1980年,护照才批下来。此时,香港方面已经不肯接收陈邦庆一家,申请下来的六本护照,就一直搁在家里的小柜子里。

图16 申请的护照。(陈邦进/供图)

图16 申请的护照。(陈邦进/供图)

图17  1980年,护照才批下来。(陈邦进/供图)

图17 1980年,护照才批下来。(陈邦进/供图)

1980年,陈邦庆结束了下乡生活,回到汕头市区,在父亲的单位砂土石供应处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后来任业务股股长。工作三、四年后,陈邦庆觉得自己还年轻,应该出去闯一闯。于是毅然辞职出来单干,先是开了一个建材厂,做起了建材贸易生意。后来,他又开了一家餐馆和一个游戏室。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汕头市政府在龙湖片区试办经济特区。考虑到特区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在朋友的劝说下,1992年,陈邦庆关了之前的店面,在特区开了一家工业物资企业发展公司。按照政府要求,陈邦庆还交了2000多元学费参加汕头第一批特区企业干部进修班,读了三个月的企业管理与进出口贸易。

图18 陈邦庆参加首轮承包经营签字仪式。(陈邦进/供图)

图18 陈邦庆参加首轮承包经营签字仪式。(陈邦进/供图)

图19 陈邦庆在签约仪式现场。(陈邦进/供图)

图19 陈邦庆在签约仪式现场。(陈邦进/供图)

然而好景不长,公司并没有借着特区的东风发展起来。1994年,公司倒闭了。“这段经历很痛苦,不想回忆。我不熟悉特区的经营方式,用一种不成熟的思维去做(生意),是在做自己能力不能达到的事情,所以整个生意就败了。我的性格不适合做生意,太务实。”

关了公司,陈邦庆只好到汕头市企业经发公司打工,就这样又做了两年。1996年,看到公司没有什么发展前景,陈邦庆离开了公司,重新做起了餐饮,开了一家西南通牛肉火锅。为了补贴家用,除了卖牛肉,陈邦庆还抽空给亲朋好友的孩子上钢琴课。

1999年,陈邦庆的牛肉火锅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我总觉得,我的性格不适合做生意。”经历了一系列挫折,陈邦庆最终选择音乐教育作为自己的谋生之路。2000年,陈邦庆开办了绿茵艺园,教钢琴和手风琴。慢慢的,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找陈邦庆学琴。

图20 陈邦庆和梁小丽的结婚照。(陈邦庆/供图)

图20 陈邦庆和梁小丽的结婚照。(陈邦庆/供图)

图21 陈邦庆和妻子开的琴室和家教园。(黄晴/摄)

图21 陈邦庆和妻子开的琴室和家教园。(黄晴/摄)

“来了!坐下练吧,要先把昨天的曲子练熟!”陈邦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琴室里教学生。学生来了就上课,中午在琴房里小憩一下,下午又开始教学。和别人不一样的是,陈邦庆上课不按照规定的时间,而是按照学生兴趣和状态。只要学生愿意,陈邦庆可以教很久。学生学不会,陈邦庆就一次又一次地教。下课了,学生也可以在那里练琴。目前,他拥有两间琴室,钢琴加起来有十几架,手风琴则有五台。陈邦庆终于找回了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我觉得教孩子学琴是快乐的,适合我的性格。”

现在,陈邦庆的学生很多,每年都有优秀学生在各种音乐比赛中获奖,他的琴室里有很多孩子们的奖杯和奖状。在陈邦庆的教学理念里,只要孩子愿意学,家里经济支撑不起的话,他愿意免费继续教下去。“我是用这种方式去生活的,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比我去外面跑生意更加快乐。”

除了陈邦庆和陈邦进,在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下,大姐陈文玲也非常热爱音乐。中学毕业后,陈文玲进入工厂当工人,因为唱歌好,进入了宣传队,成了舞台上活跃的份子。退休之后,陈文玲也没有停止歌唱。现在每个周末,她都会和

弟弟陈邦庆一起,到爱乐合唱团排练,用自己的歌声唱响音乐人生。除了合唱团,陈文玲还是汕头天主教堂唱诗班的指挥。而原本学画画的老三陈邦乾,现在则做起了生意。四兄弟姐妹,相互陪伴着走过了那段青葱岁月……

图22 陈文玲和丈夫。(白净/摄)

图22 陈文玲和丈夫。(白净/摄)

图22 陈文玲和丈夫。(白净/摄)

图22 陈文玲和丈夫。(白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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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陈邦乾和妻子。(白净/摄)

图25 陈邦进和妻子。(白净/摄)

图25 陈邦进和妻子。(白净/摄)

第三代:自由选择任翱翔

陈倩芸是陈邦庆的女儿,1985年出生,也是一名钢琴老师。

两岁的时候,陈邦庆就给女儿买了一架钢琴。四岁开始,陈倩芸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钢琴。

为了让陈倩芸能掌握得更好,陈邦庆要求女儿每天练琴一定要达到两小时,陈倩芸既要保证达到父亲的要求,也要完成学校作业。如果遇到放假,则每天要练六个小时,早上、下午和晚上各两个小时。一家要出去旅游,如果出去玩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就要把这一个星期的练习都补回来。

图26 陈倩芸的琴谱。(黄晴/摄)

图26 陈倩芸的琴谱。(黄晴/摄)

从小不断地练习使陈倩芸的钢琴基本功非常扎实。因为父亲影响,陈倩芸从高一开始,就决定读音乐。高一下学期起,陈倩芸每天都练琴六个小时。为了让女儿能够升上大学,陈邦庆还停工专心在家陪练。由于艺考需要考第二乐器,他就担任起女儿的手风琴老师。

“哎,你该练琴了,你该学手风琴了。”这句来自父亲的提醒,至今仍在陈倩芸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时候我爸完全放掉工作,在家里专门管我。我爸教我手风琴,每天都是练练练。即使他做别的事,一听到我弹错了就马上跑过来说我。”

2004年,陈倩芸参加了艺考,获得了钢琴84.8分和手风琴86.8分的高分。但是由于报考志愿时的疏忽,她与星海音乐学院失之交臂,最终考上了广东海洋大学中歌艺术学院。陈倩芸最初报考的是音乐教育专业,但是机缘巧合,遇上一对乌克兰钢琴教授夫妇挑选学生。三百多人竞争,基础扎实的陈倩芸以第四名的成绩成了外教挑选出来的十个学生之一,转到钢琴专业。

图27 陈倩芸参加肖邦圆舞曲钢琴音乐会的海报。(陈倩芸/供图)

图27 陈倩芸参加肖邦圆舞曲钢琴音乐会的海报。(陈倩芸/供图)

图28 陈倩芸和恩师塔基杨娜合影。(陈倩芸/供图)

图28 陈倩芸和恩师塔基杨娜合影。(陈倩芸/供图)

图29 陈倩芸和恩师阿列克谢合影。(陈倩芸/供图)

图29 陈倩芸和恩师阿列克谢合影。(陈倩芸/供图)

2008年陈倩芸大学毕业,当时恩师推荐她和另两位同学去乌克兰留学,考虑到留学需要花费家里大笔钱,她最终还是放弃了机会,选择留在湛江,在琴行教琴。她的学生一度多达四十多名,每天晚上都要上课,一到周末更是要从早忙到晚,一天十多个学生,饭都顾不上吃。生活虽然忙碌,但也很充实。

看着女儿走上教琴之路,陈邦庆就想把自己的琴室交给女儿管理。于是,陈倩芸把湛江的学生转给了其他老师,回到了家乡汕头,帮父亲带学生。

 

图30 陈倩芸和学生合影留念。(陈倩芸/供图)

图30 陈倩芸和学生合影留念。(陈倩芸/供图)

图31 陈倩芸在教学生弹琴。(陈倩芸/供图)

图31 陈倩芸在教学生弹琴。(陈倩芸/供图)

图32 陈倩芸获得2015美国贝蒂斯国际音乐艺术节中国赛区优秀指导教师奖。(黄晴/摄)

图32 陈倩芸获得2015美国贝蒂斯国际音乐艺术节中国赛区优秀指导教师奖。(黄晴/摄)

现在,陈倩芸在父亲的琴室教学生,也在外面的琴行教学生,有着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她却有点不甘心。“大学毕业时没有出国留学,现在觉得有点后悔,当时不管如何,都应该去。因为去了,以后整条路都会不一样。”

作为一名80后,陈倩芸并不想按照父亲给她安排的路走下去:“别人很羡慕我,觉得工作好,赚钱不少,又自由,但是他们不知道,因为要教学生,所以基本都没有空可以出去玩。感觉整天不是在家里,就是在琴室。将来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出去走走。”

陈倩芸的堂妹陈倩茹,是陈邦进的女儿,1988年出生于广州。陈倩茹从小就在教音乐的父亲指导下学钢琴和小提琴,由于她性格安静内向,不喜欢表演,因此没想在音乐的道路上谋求发展。陈倩茹从小喜欢画画和手工,“我喜欢和父亲聊自己的想法,艺术和音乐本来就是共通的,我虽然不喜欢表演,但我喜欢听音乐,各种类型的,古典、爵士、摇滚和流行,音乐可以带来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视觉语言是我和他人交流更让我感觉舒适的方式。我和父亲说我想要学画画考美院,他并没有任何反对,还马上给我找了启蒙老师,十分爽快。说实话,我很意外,我以为他多少会有些不高兴。对此,我十分感激,我觉得我的爸爸好酷啊!”陈倩茹说。

就这样,在家人的鼓励下,陈倩茹高考选择了美术,顺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我选择了数码媒体的交互设计专业,因为高科技正在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艺术设计的呈现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对此很好奇。”

大学毕业以后,陈倩茹选择出国读书,在美国纽约的普瑞特艺术学院 [5](Pratt Institute)读研。“我觉得我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拥有我的父母。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自由度,很理解我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例如上美院,去美国。他们鼓励我的决定,并且在心灵和经济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图33  陈倩茹在纽约瑞普特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时和父母合影。 (陈倩茹/供图)

图33 陈倩茹在纽约瑞普特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时和父母合影。
(陈倩茹/供图)

研究生毕业后,陈倩茹留在美国纽约,成为一家网络公司的设计师。除了全职设计师,陈倩茹还是个半职手工艺人,在Etsy(网络商店)开了一家网店,售卖自己设计的手作,而这也成为陈倩茹留在美国的一大原因。

“我喜欢纽约,这个城市是个大杂烩,形形色色的人,从事各种职业,来自多个国家。美国给我的感觉是,无论穷富,无论社会地位,各种人的生活都很开怀。我的未婚夫是美籍日本人,弹爵士低音大提琴。我们暂时会定居在美国。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将来有机会或许会回国创业。我在美国学到很多关于商业、市场的知识,对我将来创业有很大帮助。

除了陈倩茹,陈文玲的女儿刘婉熙也在美国。刘婉熙从汕头金山中学毕业后,升入浙江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现在美国Intuitive Surgical[6](医疗器械公司)工作。未来她打算回国。“我在哪里都好,但是离家比较远,不能多陪陪家人,还是挺难受的,现在先在美国攒一些工作经验,等男朋友毕业后看是否回国创业。而且现在国内机器人产业很火,要是回去找工作,机会应该也会很多。”

图34 刘婉熙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毕业。(刘婉熙/供图)

图34 刘婉熙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毕业。(刘婉熙/供图)

陈邦乾的儿子陈有德和女儿陈倩茜,现在在广州工作。现在,陈有德是广州一家酒店的管理者。而陈倩茜曾是学校音乐老师,现在离职玩起了摄影,准备打算自己开摄影棚……

图44 陈家大合照。(陈邦庆/供图)

图44 陈家大合照。(陈邦庆/供图)

归侨一家几代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祖辈选择出国谋生,摆脱贫困;新中国成立,海外华侨选择回国,投入国家建设,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坚强乐观;中年一辈亲历改革开放,尝试用各种方式改变命运;而年轻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有了更多自己作主、选择命运的机会。

归侨一家的半个多世纪,就好似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程,曲曲折折,但始终一路向前。

1869-1948年从汕头口岸往东南亚
各国华侨、华人出入境人数统计表

(单位:人)

年份

出国合计人数

回国合计人数

1869

20024

——

1870

22282

——

1871

21142

——

1872

37013

——

1873

24284

20066

1874

28046

17533

1875

30668

30568

1876

37635

31813

1877

34188

23593

1878

37963

26875

1879

36336

28048

1880

38005

28013

1881

30690

25687

1882

67652

35025

1883

73357

40929

1884

62551

41212

1885

59630

44907

1886

88330

45025

1887

68940

49368

1888

65421

54520

1889

74129

53658

1890

65427

50062

1891

59490

54032

1892

59247

46254

1893

89700

51991

1894

75068

50117

1895

85157

47618

1896

88047

55586

1897

67180

57729

1898

70716

54407

1899

86016

65328

1900

93460

71850

1901

89538

74482

1902

104497

70797

1903

129539

99835

1904

103202

86454

1905

93645

79298

1906

102710

92704

1907

144315

101635

1908

112061

92292

1909

84246

43078

1910

104001

48131

1911

133667

38785

1912

124673

42318

1913

117060

38737

1914

86796

39403

1915

74343

36502

1916

82400

29259

1917

69375

20450

1918

57416

32065

1919

83518

54155

1920

109138

68525

1921

135675

98607

1922

136680

112362

1923

133122

102916

1924

152064

131322

1925

131092

105318

1926

83974

105969

1927

222033

144902

1928

211977

141861

1929

——

——

1930

123724

94726

1931

80202

81962

1932

36824

70864

1933

44858

59722

1934

56293

40500

1935

130766

123768

1936

91157

48739

1937

68661

69474

1938

59095

22658

1939

21091

16729

1940

——

——

1941

——

——

1942

——

——

1943

——

——

1944

——

——

1945

——

——

1946

48228

2555

1947

30501

——

1948

57628

——

合计

5855557

3960320

说明:1869–1872年回国人数无统计数字;
缺日本军队侵占汕头期间(1940-1945年)的数字;
1929年无统计数字。

 

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48年之前,从汕头海关出国定居的人,比回国的人总计多了近200万人,这些人构成了早期潮汕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部分。(资料来源:《汕头市志》)

 

 


[1] 《思乡曲》,小提琴曲,是马思聪(1912-1987)于1937年所写《内蒙组曲》(又名《绥远组曲》)中的第二首。

[2] 《叙事曲》,小提琴独奏曲,罗马尼亚作曲家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Ciprian Porumbescu,1853-1883)代表作之一。

[3] 赵沨(1916-2001):当代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1946年因受“李公朴、闻一多事件”牵连辗转至香港。1947年冬,赵沨抵达新加坡准备前往缅甸仰光。于此期间,在著名华侨陈嘉庚的邀请下,任职于新加坡华侨中学。1948年,赵沨在当地华侨领袖和社团帮助下,创办了新加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艺术局局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央歌舞剧院院长、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等职。从30年代起,赵沨发表过一系列的音乐著述和译著,不仅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而且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音乐教育乃至社会音乐教育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较大影响。

[4] 新中国成立伊始,涌现海外华侨子弟“回国升学热潮”,人数不下十万,共同心愿就是“学好本领,建设新中国”。为了迎接这一热潮,政府专门成立“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这也是第一所补校。随后,由于回国侨生逐年增多,北京补校无法接纳,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下简称中侨委)和教育部联名发函成立了“全国华侨学生招生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又先后成立了广州、厦门、昆明、武汉、南宁、汕头等地的补校。

[5] 普瑞特艺术学院1887年在美国纽约创办,是著名的艺术类院校。作为一所应用艺术类学校,其室内设计专业全美排名第一,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等享誉美国。曾培养了众多艺术类人才,其中不乏知名画家、设计师、作家等。

[6] 医疗器械公司,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阳光谷。公司自行设计、生产及销售达芬奇牌手术系统。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该公司开发的第一台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系统(robot-assisted surgical system),最初主要用于泌尿外科的微创手术,如前列腺切除手术,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包括妇科手术、心外科及小儿外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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