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洁玲、袁漪琳）轻轻脱下手表，时而竖起大拇指，时而挥舞双拳对击，“一板一眼”的演讲竟可以变得如此欢畅洒脱！11月15日晚，故宫博物院专家王军老师讲述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蜕变”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历史研究专家的“跨界”。
从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到调研研究故宫的规划，王军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等与城市规划相关作品。有人说，他已经由一名记者成功转型为城市规划的专家，而他却更乐意被称为“专家型记者”。那么作为一位“专家型的记者”，又是如何从新华社到故宫博物馆呢？
“当记者是让人羡慕的”
“如果历史是一台戏，你们就是坐在最前排的观众。你们要像一个外星人一样看这个地球表面上的生存状况。”王军老师说。
在王军刚当记者的时候，经常开完会就听见有人和他说“有人找你”。来找王军的多半是老百姓，因为他作为新华通讯社的记者，可以写内参，帮助老百姓反映情况。
“我们不是老大爷老大妈，八卦完就好了。我们是生产队，工作做内容生产，做内容生产就要有内容生产的样子。”在新华社，记者被强制性研究政策，一篇稿件的新闻深度与价值在于报道者把这件事放在多大的背景下。
在新华社的记者生涯，帮助王军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相比现在市场化环境下，媒体记者把动态跟踪当作基本工作面，这样很难形成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他用自己朋友的经历来举例道，例如他的一个写过很多优秀作品的朋友想把自己稿件汇总时候发现，最后竟想不到给这本书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离开新华社是顺理成章的事”
王军觉得当记者“记录重要信息”是一件开心的事，而“跳槽”到故宫调研、研究也是“为地球上存在的人努力工作”。王军说：“人类常常被自己喜欢的东西干掉。”他特别想把“五四”前后两个不同的中国写出来，为人类21世纪探索一个解决方案。
王军表示，现在的社会出现一种太碎的分科，如“管工业的人不管市场价格，管市场价格的人不管税收，管税收的人不管公约”，这样不成体系的情况很难形成专业性。在新华社里，基本调研这一重要传统被沿袭下来，王军在城市规划中调研了多个方面，比如中轴线而建的中国建筑与中国的“中”字关系。对于王军来说，在新华社所做的工作与城市规划的调研异曲同工，他所在做的都是研究事情的价值。
“看到老师对记者这个行业的热爱以及当记者的经历，改变了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看法。以前一直以为自己不适合当记者，现在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下。”新闻专业2015级学生陈宛钰在讲座中得到了“醍醐灌顶”般的收获。
“人类最伟大的（事情）是沉淀在书本中”
据王军老师回忆，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到一百斤。每天只吃免费的粥、一个馒头、一点花生，五十块钱的生活费仅花费十块，“从牙缝里挤出”买书的钱。只因“读书是无比幸福的事情”，他“衣带渐宽终不悔”。
王军老师建议同学们在读书的时候把手机调为静音，要不然脑袋刚想到一个问题，手机刚好响了，这时候刚想到的问题会突然被遗忘，整天看手机就好像是把自己脑子栓在别人的裤腰带。
王军和一位美国朋友聊天时候，都觉得现在写长句的、阅读长句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事实上，人们在看手机的时候，大脑启动的是“读图”模式，而不是“读段落”。同时，在用电脑、手机看文章的时候，屏幕上经常会跳出一些东西，让你会忍不住点击，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线性思维会被打断，而读书则能够帮助人建立线性思维。
读书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第二种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今大学生读书的时候首先要达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的境界，多读书去看看别人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没做，比如他在大学的时候抱着书苦思冥想“中国转型”的相关问题，现出版了《历史的峡口》这本相关书籍。
谈罢自己“混迹”新闻业和博物院的“江湖往事”，有同学问及王军老师对正处在中国转型的“我们”有什么期待的时候，他衷心寄语：“你们很幸运地见证了中国的转型。因为你们的存在，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