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玉梅）1月4日，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浚浩教授莅临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为师生介绍了美国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现状，指出当前传播学研究和发展的五大趋势。
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理论相对滞后
洪浚浩指出，传播学作为近几年少数发展特别快的独立学科之一，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涉及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传播学的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与当前社会的三种不同形态“快速变化、转型、发展”紧密相连。
如今，中国的传播学教育从发展速度和规模上都远超美国，国内已经成立了1000多所传播学院。但在超快速发展下，国内传播学教育在研究内容和理论性探索等方面，和西方相比仍相对滞后。
洪浚浩认为，做研究的意义在于对理论的考证和探索，不仅仅是专注案例研究本身。他以足球运动员为例，在球场上，运动员的球技动作很漂亮，可是却无法射门，因为不知道门在哪里，传播学研究也一样，如果没有理论的突破，就像球踢得再好但没有入门一样。
逐渐与重大国际议题相关联
洪浚浩认为，传播学跳出了传播只研究传播自体的范畴，越来越多地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相结合。早在50年代末，有些学者已经看到，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70年代初，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对传播作用的解读过于强调了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洪浚浩表示，技术并不可以决定一切，但是在国家政策合理的时候，技术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到了90年代，政策环境变得更加理性化，新的传播信息技术也更加强大，结合互联网优势，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的国际议题，指的是大部分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不同。”洪教授说，好比软实力的发展直接与国际政治相关，不可避免会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传播与软实力的研究，其核心理念就是软实力的构建，即教育文化传播。
传播还与构建公共领域有重要联系，公共领域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却在传播学中非常适用。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应该要充当重要的角色。国内的某些研究，忽视了公共领域这一理论的前提。
以新的传播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媒体
洪浚浩表示，当今世界上的传播研究越来越多地与新媒体相关联，但是这种新媒体是指以新的传播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时间新旧来区分的媒体。他以2014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传播学界最大的年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CA）为例，会议上一共有2000多篇论文，75%以上都跟新媒体有关，可以反映出新媒体这个话题在世界上的关注率。
对传播学者来说，这个趋势的意义在哪？洪浚浩认为，以前对于传播学的研究，普遍以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现在多了这种以新的传播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媒体，可研究的媒体理论将以无限倍增长。
“因为有新的传播信息技术，使得今后世界各地的人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里面。”这是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60年代提出的超前理论。全球化的趋势在如今得到验证，包括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洪浚浩分析了“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指出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起到协调沟通和预测感知的作用。
传播学分支领域和新方向
洪浚浩介绍了在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一些热门的传播学分支领域，包括媒介批评研究、新闻伦理研究、危机传播研究、传播心理研究、健康传播研究、传播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及修辞传播等等。
传统的传播学概念在变革之中，不断与其他领域相互碰撞，衍生出许多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新方向。如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发展、组织传播的发展与研究新方向、新闻学研究的挑战与转型研究、西方主流媒体研究的新视角、人际传播理论与发展的研究、流行文化的研究等。
洪浚浩指出，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传播学传统领域挑战最大的是新闻学，这就意味着传播学需要在社会转型中做出调整，同时要增加对西方主流媒体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趋势也证明了传播学本身还在朝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
不断拓宽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拓宽和发展，可以使传播学“朝着相对科学和准确的方向发展”。洪浚浩以“伽利略定量研究系统”来举例，介绍了量化研究的核心是量化的准确性。传统的量化方法受人的主观性判断，会有一定误差。现在流行的计算机量化方法，可以避免一定程度的主观影响。方法的不断科学和进步让研究结果更加准确。
“媒体框架法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相辅相成不断推进。”洪教授说，方法的拓宽，也促进了更多的新议题的发展。
洪浚浩特别强调，新趋势的发展不意味着毫无障碍，作为一个并存的共体，它是充满挑战的，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