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东京尚未飘雪，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日本老师加藤隆则这次回到日本看望病重的父亲。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但他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在身，就是把1938年日译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带回中国。
一早，加藤隆则便托内山书店的店员把1938年日译版《中国的西北角》送到家里。这间只卖中国书籍的内山书店嵌在东京古书街的一座黄色小洋楼里。一百年前，内山书店在上海落户，抗战后搬到了东京，专门销售中国书籍。
加藤隆则接到书的时候却发现这不是自己要的版本，便急匆匆地打回了电话，赶在回中国的前一天拿到了这个最早的译本。
“没想到（书）这么完善，本来过了一个战争，应该很破旧了。”加藤隆则感叹。
这本最早日译版《中国的西北角》被保存得很好，除了内页的印章以及泛黄的纸张，与新书几无差异。
最早译本抵达范长江故居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部队从瑞金开始，一步一步，踏上了艰辛漫长的长征路。
第二年，日本侵华行动愈加严重，内忧外患充斥着那个摇摇晃晃的30年代。
为了解中国当时红军长征以及西北地区社会状况，自1935年起，范长江从成都出发，一路北上，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及日军入侵中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目击、观察和记录，并连续发布于《大公报》上。1936年8月，《大公报》将这些报道集册出版。
《中国的西北角》的出版在中国引起了轰动。从1936年下半年到1939年三年的时间里，共加印了八次。1938年，日本人翻译此书，将影响带到了国外。
让这本七十多年前珍贵的译本回家，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威教授的提议。
11月13日，在汕头大学举办的“重走成兰路，寻找范长江”分享会上，加藤隆则透露了日本1938年翻译《中国的西北角》一事。早在1938年，日本便出版了此书的第一个版本。教授新闻事业史的张威老师对此饶有兴趣，随即致电四川内江的范长江纪念馆告知此事，正好赶上加藤隆则计划回一趟日本，便拜托他打听一下这个版本的下落。
范长江次子、现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范东升也从加藤隆则处获知1938年日译版的存在。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在此之前，国内研究者没有人知道《中国的西北角》还有1938年的日译版本。”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范东升十分激动。
恰逢范东升要前往范长江纪念馆捐赠范长江生前所用部分遗物，于是不出二十天，这本漂洋过海而来的日译版《中国的西北角》就顺利抵达原作者的故居。
珍贵的“三千分之一”
1937年12月，年轻的松枝茂夫放下手中的笔，短短四十天内，他完成了整本《中国的西北角》的日文翻译。此时距离《中国的西北角》中文版出版，仅过去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松枝茂夫是日本权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代表作有日译版的《红楼梦》及《陶渊明诗集》。
翻译过程中，松枝茂夫受到范长江文字的感染，在1983年日译版再版的解说中写道，“我能感受到作者范长江的热情，读后感到很有意思、很兴奋。”
松枝茂夫对中国现代作品了解不多，是另一位叫增田涉的年轻学者撮合了他与《中国的西北角》的相遇。
增田涉为鲁迅好友，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供职于日本左翼出版社改造社。上世纪20年代末期，改造社出版的左翼思想书籍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改造社也关注着中国书籍的出版销售状况，翻译了不少当时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书籍。早在1937年8月，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就问世于日本，比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早了近一年。
《中国的西北角》自1936年8月在中国出版后，反响强烈。增田涉便将此书引荐给松枝茂夫，期许日译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也能在日本取得良好的销量。
1938年1月，3000本日译版《中国的西北角》在改造社发行，加藤隆则从日本带回的书便是这3000本之一，其余的大部分踪迹不明，目前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均有藏书。
1983年，《中国的西北角》由松枝茂夫再次翻译出版。不久后，他把此书寄予范长江的妻子沈谱。
中日版本的差异耐人寻味
这本最早译本的发现，反映出《中国的西北角》的影响早在三十年代就超出国界，也给对范长江及其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这个日译版与中文版有多处差异，包括书中的插图。
八十年前复印机尚未诞生，此地图为日本译者重制。范东升猜测，这个日译版“经过了一些特别的编排，或者翻译过程中遇到了问题而做出的特别处理。”范东升指出，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除了地图的细微差异，日译版中还出现了中文版本未曾出现的照片。这些照片的印刷质量甚至比1937年中文版本的还要好。
张威老师启示学生：“在整个抗日的背景下写的这本书，内容的矛头对着日本，但日本人为了研究中国居然还出了这个版本，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值得琢磨琢磨。”
记者：陈宛钰 林依梵 郭瑞婵
编辑：林英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