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利落的短发，踩一双微跟的黑色鞋子，着一条黑底白色小圆点的连衣裙，敬一丹踏上汕头大学大礼堂的舞台，明亮的灯光映照下，她的笑容自然亲切，仿佛闲话家常般问道：“你们最熟悉的我的栏目是什么？”
11月10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记者敬一丹在汕头大学大礼堂以这样的提问开始了她的以“镜头内外的目光”为主题的讲座。讲座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纪念范长江诞辰110周年暨2019年中国记者节系列活动的第三场。
她身后的屏幕上，是这些年来她主持过的节目的剪影——《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东方时空》……如同和一个老友聊天一般，敬一丹将做节目的故事与感受娓娓道来。
她十几年前做《焦点访谈》主持人的时候，每天都会收到观众寄给她的信，这个数量往往是一二百，还不算上寄给节目组的。这些信，很多从非常偏远的地方寄来，地址写着长长一串。
“每个信封打开以后你都觉得是闻所未闻的故事，焦点访谈只是冰山一角。”敬一丹有些感叹地说：“我每次拆开信的时候，都觉得众声喧哗。”
她不能是唯一听见这些声音的人。在同事的启发下，她决定将观众来信精选后汇集成书。敬一丹的公公对婆婆说：“一丹这是要干什么？在1957年这就是‘右派’。”
讲到这里，台下观众笑了。敬一丹仍然保持着她的叙述：“但这不是1957年。这是1997年。”
时代的改变，让从前不可能发出的声音变为可能。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声音》。
敬一丹一直在记录时代的改变。她关注着时代洪流中付出代价的那些留守儿童，又在今年回访了那些当年采访过的孩子。他们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细节里，你的确能感受到他们更快乐了。
曾经因为母亲不在身边而以“没有”两个字回答敬一丹所有问题的小男孩，如今通过电商卖猕猴桃，在母亲和弟弟妹妹的陪伴下有了笑容；曾经照顾弟弟的小女孩，如今在空闲时间去陪伴如当年自己一样的孩子；曾经把父母和自己名字写在墙上绘上花边的小女孩，如今丈夫也在外地，但她的孩子，可以通过视频经常见到爸爸。
以记者的身份，用镜头的语言，敬一丹注视着这个社会。而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生，一个女儿与母亲，敬一丹也以亲身经历，用文字书写时代变迁。
敬一丹是最后一届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提到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她问台下：“你们知道工农兵学员吗？知道的请举手。”
举手的人寥寥无几，年轻的人们一脸迷茫。
工农兵学员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是没有高考的年代里通过推荐的方式进入高校的工农兵大学生。“文革”之前没有，“文革”之后也没有。
正是怀着“我们不记录谁记录”的想法，敬一丹和班里其余28个人一起，创作了作品《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这本书被收入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史馆。那时他们的学制比后来高考入学的师弟师妹足足少两年；那时外国名著开卖，《人民日报》都要刊登消息……时代的烙印，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而他们要讲述，要传递。
同样要保留要传递的，还有家庭的记忆。敬一丹的母亲保留着50年代起和敬一丹父亲的情书，此后所有家信都完整留存。在这些信件中，有关于贫穷的记忆，有关于家人的温馨，更有关于时代的变迁。从前敬一丹给母亲、姐姐写信寄布票，而她后来问水均益女儿的时候，小姑娘根本就没见过布票。“她说我连布都没见过，只见过做好的衣服。”
这些书信，后来经过敬一丹的重新整理编写，出版为图书《那年 那信》。
敬一丹说，自己的一生的节点都与大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我很幸运”。
汕头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刘昶教授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敬一丹就是榜样。”
来听这位优秀的记者、记录人的演讲的，既有年轻的学子，也有成熟的中年人。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台下听得全神贯注，小朋友被家长带来乖乖坐好。敬一丹一直在努力传达普通人的声音，而普通人，也给予最身体力行的支持。
走出大礼堂时，几个女孩子还在围成一圈热烈讨论。新闻学专业的赵天越说：“敬一丹简直是人生偶像，灵魂太有深度了！”她身边的罗琴补充说：“而且看上去绝对四十岁以下！”
她们笑闹着走远了。她们是自由选择志愿来到汕头大学新闻系，与敬一丹年轻时完全不同。那时的他们，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能进入大学都已经是足够幸运。
在演讲中，敬一丹曾经说：“希望那种场景再也不要出现。希望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是连贯的，大家可以自己报志愿，可以实现自己的爱好。”
她说：“不忘，是为了不再。”
记者| 吕佳音